开国上将宋时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以擅长指挥阻击战和防御战而闻名的杰出将领之一，他的军事才能在众多战役中得到广泛的认可。然而，在1950年抗美援朝的长津湖战役中，他指挥的志愿军第9兵团却经历了极为惨痛的损失。尤其是在严寒天气下，由于非战斗因素造成的伤亡，令所有参战的将士和后人痛心不已。最终，第9兵团的总伤亡失踪人数超过了5万人，不得不退出战区进行休整。

对于长津湖战役的损失，中央和志司并未对宋时轮进行书面批评。第9兵团之所以遭遇如此重大的损失，首先是因为这支部队在紧急情况下被派往朝鲜东线战场，而原定的冬季棉服等物资未能按时抵达，导致士兵在极端寒冷的环境中处于极度不利的状态。然而，这一情况并非宋时轮个人责任，而是上级后勤部署的失误。尽管如此，战果方面，第9兵团却依然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美军“北极熊团”被彻底歼灭，敌军大部队被迫后撤至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场的局势因此发生了积极变化。虽然如此巨大的损失仍然让宋时轮深感内疚，他难以释怀。

事实上，类似的情况在宋时轮的军事生涯中并非首次发生。早在十几年前，宋时轮在另一场战斗中指挥的部队也遭遇了惨重的损失，接近5万人。这一次，宋时轮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历史记载显示，八路军战斗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就是由宋时轮指挥的第4纵队所引发的。这场战役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最终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惨败，尽管如此，由于一些政治与历史原因，这场失利并未广泛被提及。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主要在北方活动，冀东地区成为了抗战的重要战略区域。冀东暴动吸引了超过20万军民和地方武装参与，八路军第4纵队作为其中的骨干力量，司令员便是宋时轮，政委则是邓华。冀东不仅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重要通道，还是一片珍贵的平原，日军显然不会坐视不理。随着敌人开始大规模扫荡，我军指挥部意识到形势日益严峻：临时组建的队伍战斗力不足，武器装备简陋，难以在冀东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面对敌人的不断进攻，宋时轮提出了西撤保留有生力量的战略，而邓华则在决策上陷入了两难。中央下达的指示明确规定，在没有“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轻易西撤，因为如果遭遇敌军追击和堵截，损失将会难以估量。而对于什么情况下才算“万不得已”，指挥部的意见不一。在此背景下，李运昌同志主张坚守冀东，坚决与宋时轮意见相左。然而，最终还是宋时轮的主张占了上风，1938年10月，指挥部决定将大军向西转移。然而，正如中央所预测的那样，西撤过程中遭遇了日军的堵截，5万人的撤退队伍最终仅剩下了3000人。虽然李运昌在战斗中表现出非凡的果敢，带领一部分人返回冀东，为革命保存了一些火种，但西撤计划最终还是以彻底失败告终，给部队带来了沉重的损失。

战后，毛主席对宋时轮和邓华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未能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过度估计困难，对部队的巨大损失负有主要责任。然而，尽管批评严厉，组织上并未对二人做出过多的纪律处分。毕竟，宋时轮和邓华在红军时期的经历有限，且抗战初期连国民党军队面对日军时也经常会有大规模的伤亡。因此，这一失利虽然惨痛，却并不完全代表两位将领的军事水平。

与冀东战役相比，长津湖的损失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冀东，尽管战斗准备不足，兵员也多为农民军，但由于缺乏致命的极寒环境影响，很多散兵后期还能重新整编。而长津湖战役中的非战斗性死亡，尤其是在严寒中冻死的战士，几乎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两次损失虽然相近，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与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冀东战役中的失利未被广泛记住，但李运昌的果断行动仍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后来，他在解放战争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快速整合力量，发展出了冀热辽部队，立下了赫赫战功。虽然对于宋时轮来说，冀东战役的教训深刻，但也正是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成长和军事成就奠定了基础。1955年，宋时轮和邓华都被评为开国上将，而李运昌则未能参加当年的授衔，因为他早已离开了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