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亭之战取得空前的胜利之后，东吴迎来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东吴不仅与蜀汉恢复了联合关系，甚至曹魏也因疲于应付其他问题，无法再向南方发动大规模进攻。自此，曹魏在战后的二十多年里，几乎没有再对东吴发起过任何显著的军事行动。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东吴英雄们长年累月的努力。从孙策在兴平二年（195年）渡江出征刘繇开始，东吴便几乎没有停止过对外征伐，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征战，才终于获得了这个胜利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东吴帝业的建立时机已经愈加成熟。到了太和三年（229年）春天，东吴的公卿百官纷纷劝孙权称帝。这一举措看似符合惯例，但也有些不同寻常，通常称帝需要三辞三让，而孙权似乎仅在黄初四年（223年）击退曹丕第一次南征时才有所推辞，之后便没有再做任何推让。为何这次孙权没有再推辞呢？难道他真如表面上所示，急于称帝吗？

其实并非如此，孙权并非心急如焚，虽然称帝是他多年来的梦想，但他却非常耐心。若他急切称帝，便不会等上六年之久。事实上，曹丕在上次南征失败后，已经无力再对东吴构成威胁，因此孙权的称帝决策并非基于急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之所以比魏蜀两国晚了这么多年才称帝，且没有像曹丕那样完整地进行三辞三让的流程，正是因为东吴在先天上缺乏正统性。

王夫之曾在《三国志》点评时说过，蜀汉因继承汉室血脉而具有正义之名，魏国则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占据了正统地位，而东吴则夹在二者之间，无论是实力上还是血统上，都难以比肩。孙权的帝位确立，一直面临如何塑造自己合法性的难题。既然蜀汉以东汉血统为基础，曹魏以继承东汉政权为依托，那么东吴该如何自处？孙权早期并未急于称帝，是因为他深知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早期的东吴政权建立之初，孙氏集团虽然依附于袁术，但在孙策继位后逐渐崛起，并且随着袁术篡位称帝，孙策立刻表明与袁术决裂，开始主张匡扶汉室，这为东吴政权赋予了正统性。随着二十多年过去，孙策和孙权都受命于汉朝，凭此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即使如此，魏蜀两国的称帝，使得继续坚持汉朝正统的立场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这不仅会否定魏蜀的合法性，也让东吴处于危险的境地。因此，孙权最终选择承认曹魏的禅让正统，成为曹魏体制下的吴王。

然而，这种承认只是权宜之计，东吴必然会在未来某个时刻脱离曹魏。而如何合理解释与曹魏的分离，便是孙权必须解决的难题。他不能恢复汉朝，因为在承认曹魏代汉后，恢复汉朝就等同于否定自己的立场，也不可能支持刘禅的汉朝，否则东吴将沦为蜀汉的附庸。因此，孙权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那就是独立开创属于东吴的天命。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孙权在称帝时采用了巧妙的天命解释，认为汉朝的气数已尽，天命已转移到东吴。他还特别指出，曹丕父子为“孽臣”，否定了汉魏禅让的合法性。为增强天命的合理性，孙权特别强调自己在东南一带的地理优势，东南一带自秦末以来便流传着“天子气”的说法，这成为他理论依据的重要支撑。

在新的年号“黄龙”中，孙权选择了象征祥瑞的寓意，而不仅仅是土德的继承。除了黄龙，他还使用了嘉禾、赤乌和神凤这些象征祥瑞的年号，以此来弥补东吴在正统性上的不足。这种年号的选择，不仅在当时的政权中别具一格，在后来的历史中也极为罕见，显示出孙权对天命塑造的极高重视。

此外，孙权在即位时发布的告天文书中，巧妙回避了对蜀汉的评价，仅强调了曹魏的非法性，这反映出孙权在处理中魏蜀关系时的政治智慧。尽管天命具有排他性，但孙权在当前蜀吴联手抗魏的大背景下，没有提及蜀汉，反而与蜀汉达成了共识，明确了将曹魏一分为二的战略目标。这种政治上的默契，使得孙权能够顺利完成称帝这一历史性决策。

孙权称帝后，他面临的新任务是重新调整东吴的大战略。此前，孙权将都城设于武昌，主要是基于国防的需要，因为当时荆州面临着魏蜀的双重压力，武昌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然而，随着蜀汉的威胁减小，曹魏对东吴的压力则逐渐增大。于是，孙权决定将都城迁回建业，尽管这意味着需要放弃武昌的战略位置。

在迁都问题上，孙权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了慎重考虑。武昌的防线虽然重要，但建业的地理位置更加适合东吴未来的发展。为了确保迁都后的安全，孙权召开了军事会议，集思广益，最终采纳了张梁提出的主动防御策略。张梁建议东吴主动争夺沔水控制权，以此来确保东吴在军事上的主动权。孙权接受了这一战略，并任命陆逊为荆州和豫章的统治者，以确保东吴能够继续稳固后方。

最终，孙权的决定为东吴的未来奠定了基础。他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东吴的天命，还在战略上进行了积极调整，使得东吴在新的历史阶段能够继续保持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