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棠棣，是一位热爱历史的爱好者，欢迎各位与我一同探讨历史，聊聊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历史是我们的财富，朋友是我们的桥梁。君子一生，为学和交友为要！目前，清朝的朝堂上依旧激烈辩论着。慈禧太后已下定决心“以拳抗洋”，此时若再对义和团的性质有所分歧，无疑是自讨风险。

1、清醒的声音

许景澄与袁昶是主和派中少数坚决支持剿灭义和团的官员之一，他们联合上奏朝廷，指出：“当前唯一的对策，便是先清理城内的匪徒，稳定民心，安抚外侨情绪，只有如此，才能防止各国继续增兵。”目击者回忆说：“6月22日，外省各地的义和团民日夜不断涌入北京，街道上满是他们的身影，义和团队伍浩浩荡荡，几乎占满了城市的主要街道。”负责守卫北京城的某官员紧急上报朝廷，表示形势已经彻底失控，尤其是在他负责的区域，只有200名士兵在巡逻，急需增援。朝廷对此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另有一位满人官员在6月19日上奏称，义和团在白天肆意持械，街市上三五成群，抢劫杀戮，夜晚则以庙宇民居为根据地，甚至连商铺都纷纷关闭，百姓生活在恐惧中。他建议恢复保甲制度，来加强地方治安，但这个提议同样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

2、驱逐洋人的决策

6月19日，慈禧太后在第四次御前会议上，宣布决定驱逐驻京的外国人，并要求24小时内执行。她的逻辑很直接：“法术虽难以信赖，但人心却能依靠；若此时再失去民心，国家便难以立足。”她下令以列强在大沽的挑衅为由，向各国公使递交驱逐照会，通知他们如果拒绝离开，清政府将不再对其安全负责。这份照会并未提及宣战，只是简单宣布驻京外籍公使为“不受欢迎的人”。许景澄被指派带着12份照会前往各使馆，其中包括赫德爵士的那份。光绪帝在会议中感到局势紧急，起身抓住许景澄的手，恳请给更多的时间来讨论，但慈禧太后严厉斥责道：“皇帝，放手，不要耽误事！”在这次会议上，主和派和主战派都未对驱逐洋人的决定提出异议，这表明双方在这一点上达成了某种妥协。值得一提的是，主和派中的联元曾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为反对开战冒过生命危险，而这次他再次站出来，激烈表态反对与外界开战：“法国以传教为名，若为此开战，只会激怒法国，根本不应与其他十一个国家结仇，若真如此，国家将面临极大危险。”据恽毓鼎的记载，联元此时已是声泪俱下。可惜，主张与外界和解的联元最终未能得到慈禧的采纳，太后随即命令加强宫墙防卫，为可能的冲突做准备。战争的阴云已经迫在眉睫。

3、驱逐洋人的背景

6月19日，荣禄得到批准，于次日面见使臣，商讨洋人离京的具体安排。荣禄在信中提到，自6月18日接到裕禄关于外国人强索大沽炮台的报告后，主和派的人几乎完全保持沉默，不敢再表达任何观点：“凡是对局势有所了解的人，都认为与各国争执无法收场，大家都认为这样的人是汉奸。”他本人却依旧抱有一丝希望，希望能够通过与使臣的会面达成某种转圜之策。荣禄显然是真心想让外使平安到达天津。而与此同时，军机章京连文冲则在加紧拟定宣战的诏书，他的文笔恢弘大气，用“离骚”体长篇列举洋人的不当行为，激起了全国军民的抗争热情。

4、洋人的态度

赫德爵士在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窦纳乐依然相信，庆亲王和荣禄受到了太后的信任，认为中国政府最终将对外示好。”然而，最让他们沮丧的是，公使团对大沽炮台事件以及杜士兰的“最后通牒”知之甚少，公使们最担忧的是，根据中方的照会，大沽是否已被攻占仍不清楚，外界信息的混乱令他们无法判断局势。大多数外国公使认为，联军在大沽炮台的要求过于苛刻，中方已坚决拒绝，所以才会引发驱逐洋人的行动。此时，中方已明确表示，不再对外国人的安全负责。窦纳乐认为，这是中国政府通过“委婉”的方式告诉他们，留在中国的外侨面临生死抉择。公使团对这一情况感到极度焦虑，使馆区顿时乱成一锅粥。大家都在互相埋怨外交官的过激举动，认为对中国的刺激过大。公使们纷纷指责天津的领事团和军事当局，认为他们的决策令局势愈发复杂。有目击者回忆道：“那时，人人已失去冷静，行为变得异常。”

5、洋大人众生相

克林德认为，所谓中方故意不回复公使照会的说法并没有根据。正如窦纳乐所猜测的那样，19日下午5点的最后通牒一发出，所有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纷纷离开，回家照料家事。京城流传着洋人强索大沽炮台的消息，所有人都知道，战争一触即发。总理衙门的工作事实上已经结束，接下来的局势将完全交由军队掌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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