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总后勤部迎来了一次重要的领导更换，新的部长是中将，而政委则是上将。在这一变化发生之前，洪学智曾同时担任党委书记，但在他离职后，该岗位留下了空缺，谁来接任这一职务成为了摆在眼前的重要问题。

从资历的角度来看，李聚奎无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不仅在军队中资历较深，军衔也相对较高。在许多单位中，党委书记通常是由政委担任的，虽然也有少数单位会由军事主官来负责此职位。根据以上几点理由，李聚奎似乎是最佳人选。

总后勤部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党委会议，会议上成员们进行了“自行选举”书记的讨论。然而，局势却显得有些尴尬，因为部长和政委的候选人均有人支持，副部长对此表示疑惑，认为这种决定应该由上级而非党委自行决定。事实上，大军区级单位的党委书记是需由军委任命的，因此自行选举的做法显然不符合规范。

新任部长是由新军委班子提拔上来的，几位副部长对他的支持态度显而易见，然而最终选举的结果却并没有明确的结论。尽管这位新部长在1959年正式成为部长，但实际上他早在1954年就已调任总后勤部担任副部长兼副政委，并工作至1956年。洪学智被调任部长后，他则离开了总后，前往高等军事学院学习，等同于在读书后再一次被分配。1959年时，他尚未完成学业，凭借广州军区司令员的推荐，他顺利升任为总后部长。

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初期，这位年轻的干部一直从事后勤工作，解放后也继续参与相关事务。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有为，精神饱满。与之相比，副部长张令彬的后勤资历更加深厚，但因年龄较大而未能得到提拔。在各个职位上，年轻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性，而他的能力更是锦上添花。正如前总后政委余秋里，早早就被提拔为总财务部部长及总后勤部长，其卓越的能力使他在石油战线担任部长职务。

这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干部年轻化和能力化一直是考量的重要标准，而不再是单纯的资历优先原则。这种以资历为主的评价标准在历史上曾受到尊重，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做法逐渐被认为不利于部队的长远发展。

在对待资历的判断上，上级是持明确否定态度的。实际上，对于总后的第一书记人选，总政部也将候选名单提交至上级审议。罗总长在会议中强调了对新任部长的支持，明确表示对自行选举这种形式的否定，强调必须遵循原则和规矩。

此外，罗帅还向总政部表示，此事并非简单地以资历论资排辈。也就是说，时任新部长在日常工作中得到了老一辈领导和罗总长的支持。不可忽视的是，新军委的成立使得对于红一军团干部的使用更加重视。当时三总部的负责人均是通过一军团的奖励提拔上来的，罗瑞卿、肖华、杨成武、谭政、邱会作、肖向荣等均是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成员，后来才逐步增补了三军团的张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