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军第十二兵团的司令黄维与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之间的矛盾，长年未能化解，直到两人辞世，也未曾释怀。黄维终其一生，都对廖运周怀有深深怨恨，甚至不愿与其交谈；而杨伯涛，则认为自己被黄维这个“外行”坑害了。此二人死后，心结依然未解，矛盾也逐渐加深。

特别是杨伯涛，对黄维的怨恨深刻，源于一件事——黄维将淮海战役中使用毒气弹的责任推给了他。在回忆录中，黄维提到：“兵团部曾策划利用空军大规模投毒气弹来掩护兵团的突围。”尽管黄维声称自己并不知晓毒气弹是否由杨伯涛使用，但他也没有否认自己在战场上使用了凝固汽油弹。黄维坚称这些举措是为了保证兵团的撤退，但杨伯涛却在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仇恨，认为黄维不敢面对责任，将所有过错都推卸给了自己。

临终时，杨伯涛依旧无法原谅黄维，不仅因为黄维逃跑时没有事先通知他，还因黄维在回忆录中一次次推卸责任，使得杨伯涛觉得自己成为了替罪羊。尤其是黄维的“认错”方式，更是让杨伯涛心生不满。黄维在回忆录中提到：“在蒋军节节败退之际，形势愈发艰难，我被任命为十二兵团司令，而这一职位本应由胡琏担任。”黄维看似在解释自己的无奈，但显然，胡琏和其他军官并不认同他，并且对他不加掩饰地表现出轻蔑。

黄维回忆道，自己曾在战时选择了逃跑，并称自己“只是个临时工”。但杨伯涛不以为然，认为黄维从未真正承担责任。两人在回忆录中的相互指责，激起了更深的怨恨。特别是黄维将使用毒气弹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杨伯涛时，杨伯涛更加愤怒。杨伯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强调：“黄维和胡琏命令使用毒气弹，而我只是执行命令，责任不应由我独自承担。”

通过回忆录中的文字，黄维试图为自己辩解，但其行为已无法摆脱历史的沉重。尽管他在逃跑时还亲手销毁了相关的罪证，但他依然无法逃避在历史审判中留下的痕迹。杨伯涛明确表示：“毒气弹并未挽救蒋军的失败，而其背后的责任，应该由黄维和胡琏共同承担。”然而，黄维依旧试图将责任推向其他人，尤其是杨伯涛。

黄维深知使用毒气弹是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罪行，然而他依旧做出了这个决策，最终导致了一场巨大的争议。黄维不仅在战时知情，还亲自销毁了与毒气弹相关的文件，试图掩盖罪行。而这些被毁灭的证据，证明了黄维知道使用毒气弹的严重后果。

而即便在黄维失败后，他并没有像黄百韬那样选择自尽，也没有像杨伯涛那样选择跳河结束生命。他依旧顽固地生活在这个纷争四起的世界中，直到他离世。杨伯涛的痛恨不仅源于黄维将毒气弹的责任推给了他，还因为黄维在回忆录中将自己逃跑的责任也一笔勾销。黄维的回忆录中提到：“各部队在命令下达后，乱作一团，尤其是战车营，提前开始了突围，其他部队也误以为战车营开始行动，结果导致了混乱。”

杨伯涛对此回应道：“黄维和胡琏早在下午四点多就开始突围，他们根本没有通知我和覃道善。”杨伯涛的反击揭示了黄维的虚伪，而黄维的回忆录和杨伯涛的反击，成为了二人心结未解的历史遗产。

纵观整个历史，黄维和杨伯涛的纷争没有赢家。双方的回忆录成了他们对立的证据，彼此指责对方，导致更多的误解和仇恨。尽管两人均已经离世，但这一段历史依旧深刻影响着后人。而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黄维和杨伯涛这对冤家，最终成为了历史的牺牲品，他们的恩怨成了历史长河中一段无法解开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