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将领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而调动到不同的地方，而有些则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被迫转业。例如，华东军区的原副参谋长周骏鸣便是其中一位。他的军事背景、职务和成就都为他赢得了中将甚至上将的可能，但最终为何还是落得转业的结局呢？

周骏鸣曾在旧部队中服务，他的军旅生涯可追溯到他担任少校团副和少校营长的时期。在长期的服役过程中，他逐渐领悟到一个深刻的道理：过去那些军阀们并不是为了保家卫国，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完全是为了争夺自己的权力，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动荡和民众的苦难。因此，他的军事生涯始终伴随着一种对“军阀”概念的反思。

1931年，当宁都起义发生时，周骏鸣所在的部队响应号召，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革命的行列，成为了红军的一员。然而，初入革命队伍时，他们这些军官几乎没有被接纳，组织更倾向于保留那些经过考验的领导干部和各种技术人才。为此，他仅获得了60元的路费，便毅然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决心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1932年回到家乡确山之后，周骏鸣的父亲希望他能在保安队中找到一份清闲的工作，但他对此并不赞同。在国军中担任军官的经历赋予了他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他谦虚务农的态度赢得了周边百姓的深厚好感。虽然从军队离开，他依然深信地方上必有党组织的存在，但几经寻找，却始终未能如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们，最终将家乡的恶霸八叔清除出局。到了1933年，他终于找到了确山的党组织负责人，开始正式组织队伍投身革命，并在1934年被任命为省委委员和军委书记。他之所以获得如此快速的晋升，与当时红军大转移以及白区工作遭受重创、缺乏干部有着直接的关系。

然而，伴随着组织遭受的打击，周骏鸣也不幸被捕。期间，他遭遇了一名叛徒的谈话，该叛徒试图以歪理说服他组建一个虚假的省委，破坏革命组织。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周骏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将情报传递出去。他被迫同意加入这个假省委，并写下了悔过书，随后得以出狱。

重获自由后，周骏鸣开始了艰苦的武装力量建设，并迅速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抗日战争期间，他所在的部队被编入新四军序列，担任第八团的团长。随着战斗的不断推进，他的部队逐渐扩大，部队的番号也随之改变。他不仅被提升至第二师的参谋长，还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华东军区的副参谋长和后勤部长，负责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战斗物资保障。

1954年，陈老总从北京返回后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传达了有关周骏鸣的指示，宣布由于历史问题，他不再适合在高级军事机关工作，因而停止了他的军区副参谋长职务。这段历史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其出发点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但也证明了他并非叛徒。然而，随着解放后部队进行的审干工作，许多将领因“历史说不清”的原因被降低军衔，甚至被迫转业。

虽然陈老总对周骏鸣的转业表示不满，但作为下级的他依旧希望能够向中央反映情况。他给中央首长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件，阐明了停职原因，不久后便接到了去北京的通知。中央首长随后指示总政部和总干部部的负责人与他会谈，经过讨论，最终达成结论：他写的悔过书是一个错误，不过他仍然忠于党的事业，并在此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问题解决了，他并未复职于军队，而是被调往水利部担任副部长，从此结束了他大半生的军旅生涯。

根据他的职务和资历，如果参加1955年的授衔仪式，他至少有资格获得中将军衔。在1952年时，他已经有了军级的评定，具体级别则无人知晓；但考虑到他担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的身份，至少也应该是副兵团级或准兵团级的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