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袁世凯称帝仅仅八十三天，迅速退位，然而他留下的那一枚银元却在长达三十七年的时间里，始终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数量累积至七亿五千万枚。尽管他的头像早已被废弃，但“袁大头”却依然作为一种货币流通，成为一种象征，比袁世凯本人的存在更为持久与稳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枚银元在政权更替、风云变幻的历史中，始终屹立不倒呢？

1912年，北京的许多钱庄每天清算账目时都会用秤来称量银子。一天，钱庄会收进三百枚鹰洋，而到了傍晚，经过清点后，总会有四十枚因成色不达标被退回。上海滩的一家百货商号甚至发布了告示：“不再接受广东龙洋，因其重量损失严重。”那时，上海流通的银元种类繁多，通货、私铸、仿洋混杂在一起。最受欢迎的要数墨西哥鹰洋，几乎占据了上海流通货币的六成。鹰洋以其银质纯净、外形精美且带有美国纹章风格，受到外贸商人的青睐。有些山西商人甚至在北上的时候，宁愿将全部资金兑换成鹰洋，将其压在货柜的底部，宣称“这东西不值钱，但却天理难容。”

然而，鹰洋并非没有缺点。在进入市场时，它需支付“水洋费”，上海的收费标准为3%，有的地方甚至高达5%。此外，清朝时期的龙洋因重量不一、成色不统一，使用起来也勉强能够维持。各省自行铸造的银币更是混乱不堪。例如，湖南的“湘元”含铜多而银少，陕西的“陕洋”尺寸有所缩小，尽管票面一样，实际的价值却大相径庭。一旦进行跨省交易，就需要进行复杂的兑换、折算和议价，银元往往被当作银两处理，有时银两又会变成银锭，这样一来，商人和钱庄都感到头疼。1913年，一家位于天津的丝绸商行曾用清朝的龙洋交货，但浙江的客户要求换成鹰洋支付，由于汇兑问题，交易居然拖延了两个月才得以解决。

在清朝末期的最后三十年里，全国的流通货币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民间出现了不少“以一钱兑三钱”的现象，这不仅加剧了交易的复杂性，也使得财政陷入了困境。清朝末年的战乱使得许多铸造的银元流入了地方军需，质量也良莠不齐。甚至有奏章反映：“南方五省的银元，不仅不值秤重，而且商人纷纷抱怨。”

在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国家财政困窘，兵饷难以支付，税收不稳定，官员和商人都开始转向鹰洋，而百姓则更倾向于保存铜板。江苏的一位商人回忆说：“卖三斗米时，居然会收到六种银元，重量不清楚，根本不敢记账。”要统一币制，成为袁世凯巩固政权的首要任务之一。

1914年5月，《国币条例》正式颁布，北洋政府首次通过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全国通用的银元以“壹圆”为本位，其成分为银89%、铜10%、锡1%，标准重量为七钱二分（约26.8克），含银量为六钱四分八厘。从此，银元的重量、成色和图案得以统一。这枚银元被命名为“中华民国壹圆”，正面图案大胆地采用了袁世凯的侧面头像。

天津、南京和武昌的造币厂被指派共同铸造这一银元。最早完成样币的是天津造币总厂，工程师曾载华与监督吴鼎昌共同设计了精美的模具。整个银元边缘装饰有250道齿纹，细致入微，镜面抛光，银白色泽光亮。正面是袁世凯身穿西装的头像，五官轮廓分明，头发挺拔。背面则标有“中华民国三年”，两支稻禾环绕着“壹圆”字样。

首批铸造的三年银元共有六千万枚，迅速投放市场进行试流通。为了防伪，银元的设计并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加强了工艺上的精细。齿边的精密设计、统一的模具和严格的熔点，使得伪造者几乎无从下手。市面上，银元伪造率已经达到十分之一二，但“袁大头”的工艺却让伪造者束手无策。为了确保银元的质量，北洋政府要求每家造币厂每周必须进行抽样检查，合格率不得低于99%。天津总厂还将每月的检查报告提交给财政部，确保银元的质量始终如一。

第一次发行的“袁大头”银元在嘉定县流通时，起初投放了八千枚，而在一天后便回收了七千九百枚，市场价格一日之内上涨了一分。商人们悄悄地议论道：“虽然袁世凯的帝位不稳，但这枚银元却可以压箱底，因为它熔化后还是纯银。”不到三个月，“袁大头”就迅速取代了鹰洋，四省的商会纷纷请求增发。

这枚银元不仅在市场上得到了广泛认可，甚至在袁世凯倒台后，仍然保持了其货币流通的地位。虽然1915年袁世凯称帝，全国一片哗然，第二年仓皇退位，但“中华民国”年号依旧在银元上继续铸造。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北洋政府更迭，段祺瑞掌权，南方的军阀也逐渐蠢蠢欲动。尽管袁世凯已经死去，银元依旧没有停铸，天津和南京的造币厂继续生产，年号仅作了小小的修改，头像依旧未变。

“袁大头”这一货币工具，虽然曾经是袁世凯政权的象征，却在历史的长河中超越了政治人物的更替，成为了稳固的信任载体。尽管袁世凯的政治生命早已结束，银元却依旧是市场中不可或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