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朝灭亡的那一年，没有人真的预料到这个曾经强盛的朝代会在一瞬间崩溃。宫中的太后依然在，皇帝依然在，兵员尚存，满洲的贵族们也没有死心，他们依然把目光投向东北。然而，尽管东北曾是清朝的根基、家园、退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回去？因为，那里早已不再是他们的避风港，而是一个巨大的坟场。

1905年，在奉天的火车站外，几名俄国士兵端着枪，毫不客气地挡住了清朝运煤的马车，既没有解释，也没有协商。只听见一声冷冷的呵斥，接着那辆车就被强行扣下了。清军士兵试图理论，但被推倒在地，枪口直指脖子，周围的人装作没看见，连巡逻的警察也漠然视之。这种事发生的频率已经让人麻木，俄兵、日兵、白俄流民，还有满洲铁路的警察，仿佛这片土地已经被瓜分成了不同的势力区。沈阳、哈尔滨、大连、旅顺，无一不是各方势力的争夺领地，清朝名义上的“奉天府”，实际上已变成了日俄共治的区域。

日俄战争后，日本迅速占领了南满铁路，并在东北各地修建了铁路，开设了医院，设置了警察，建立了银行，车票上更是日文优先，甚至他们将奉天重新命名为“新东京”。而更北方的地区，俄罗斯掌控了中东铁路，派驻大使驻扎哈尔滨，白俄流民也大量涌入，火车站前总是有俄罗斯警察在专门抓捕“滋事的中国人”。1910年，俄兵因辱打中国妇女致死的案件，地方官员毫无作为，甚至连案件都不敢立。对于清朝而言，东北，曾经是他们的避难所，但如今它已经被异国势力牢牢掌控，变成了一个死胡同。

1911年，清朝为保住国家的财政和未来，向四国银行借款，但这些银行并没有真心愿意提供资金，背后早已与袁世凯私下达成了合作协议。清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四方势力纷纷觊觎。尤其是日本，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几个月，就大力推动“满蒙独立案”，其内容直白而粗暴：让东北与内外蒙古脱离，另立政权，忠诚效忠天皇。清廷若选择撤回东北，迎接他们的将不是旗人和家族的庇护，而是驻军、割地、贷款等一系列压迫性的协议和条件。这一撤，不是重新开始，而是一步步走向灭亡。

从1840年以前，东北是清朝的铁桶阵地，八旗驻军，旗民一体，军权集中。然而，随着“闯关东”的汉人潮涌入，东北的局面彻底改变。自1860年到1911年，这五十年间，东北的汉人口激增，增幅超过五倍。成群的汉人迁入东北，或因战乱，或因灾荒，或为生计，他们的到来几乎改变了整个区域的面貌。许多人为了寻找生计，历尽艰难，他们中有的从遥远的河北、山东甚至河南、山西徒步而来，有的被人贩子诱骗到边陲劳作，甚至有些人用十两银子购买了大片荒地开始开荒。

老旗人最怕听到“下关口”这个词，每当春天到来，山海关一开关，成群的汉人涌入东北，开始开荒种地、修屋、做生意，这些本是属于他们的土地，渐渐变成了汉人的天下。原本依靠政府发放饷银的旗人，早已没有武力，也不再训练，成了贫弱的地主，靠祖产苟活。1911年，满洲的旗人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风光，许多人连满语都不敢讲，害怕被嘲笑成“古董”。他们的祖传产业也日渐衰败，而曾经的“主力”——汉人，已成为了劳动者和商人，连官府的小吏，绝大部分都是汉人。

到了1905年以后，东北的汉人开始接受新的思想。许多留学生从日本和欧美归来，带回了革命的火种。沈阳、哈尔滨的铁路工人、商人、学生等，积极参与了革命，奉天的纸铺也开始批发革命传单。张榕，吉林的革命领袖之一，直言不讳地说道：“现在的奉天，已经是汉人的奉天，满人只能躲在家里养鸟。”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随着革命的浪潮，东北也接二连三地爆发起义。辽宁、新民县、吉林永吉、黑龙江阿城、牡丹江等地，纷纷响应革命号召，起义的主力竟然不是军队，而是普通农民，很多人背着锄头，拿着自制的土炮与清朝的巡防营对抗。在沈阳郊外，蓝天蔚组织起了“满汉农民联合军”，他穿着军装，脚上却是草鞋，带领农民向城内推进。有人投降，有人带路，百姓更是上街扔馒头，喊着“把八旗赶出去，我们要地！”这是一种态度，不仅仅是情绪宣泄，更是一场地面上即将爆发的变革。

清朝的灭亡并非是革命党直接推翻的，而是因为它自身已经腐烂不堪。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一声响，清朝的命运便悄然改变。即便袁世凯的北洋军迅速南下，看似是在扑灭火灾，但实际上，他们早已没有任何机会拯救清朝。满清可以依靠的唯一力量就是袁世凯，但他从一开始便没有准备帮助他们续命。

最终，袁世凯与清朝达成协议，换取了皇帝的退位，并成功登上了大总统的宝座。清朝不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场交易，权贵们为了自保，用清朝的“优待”换来了自己的未来。他们未必忠诚，而是为了自己能够继续保住权力和尊荣，甚至不惜在最后时刻交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