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16日下午五时左右，国民党所称的“御林军”，即整编74师在山东孟良崮战役中全军覆没。这支志得意满的部队，由师长张灵甫率领，原本人数达到三万二千名，包括士兵、伙夫及马夫等。但是在这场战斗中，他们非死即俘，损失惨重。张灵甫及其部队在被围困的三天三夜里，遭到来自华东野战军的猛烈攻击。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在山东的其他部队,如李天霞指挥的83师、黄百韬的25师以及桂系的第7军都接到了蒋介石的紧急命令，但尽管与整编74师的战斗相距甚近，他们却始终无法前去增援。这不仅是因为华东野战军的顽强抵挡，更因为这些国民党指挥官对命令的消极应对，最终导致他们在责任追究上逃脱了惩罚。

第7军的逃避责任与汤恩伯的无能以及桂系的保护密不可分。1947年5月15日，整编74师已被围困整整一天，靠着孟良崮的几座山头艰难支撑。在此刻，第7军终于接到了来自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的救援命令。但令人失望的是，汤恩伯的指示模糊不清，仅要求“由第七军一部”策应整编83师的行动，没有明确下派的兵力及其救援的细节。掌管第7军战斗指挥的副军长李本一原本就是桂系的死忠分子，对支援中央军的整编74师并不感兴趣，并因其主力部队正在与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的激烈交战中，无心派兵增援，最终只能抽调了一个团来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

显然，一个团的增援远不足以扭转战局，但由于第7军是由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创立，得到了桂系高层的全力保护。同时，汤恩伯的命令下达也较晚，因此尽管蒋介石对第7军的怠工非常愤怒，却依然未能追究其将领的责任。最终，蒋介石忍不住追溯旧事，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李本一私自前往南京接受日军投降的事件被揭发，令他受到“籍端勒索财物罪”的指控而被捕，后虽然因为“戴罪图功”的原因被安排回到第7军，先后担任副军长和军长。 整编第25师的师长黄百韬，为了挽救自己的部队而无所不用其极。黄百韬本是一名杂牌军出身，早年曾在江苏省防部队任职，后来被俘投靠奉系，随着北伐的成功而不断晋升。尽管在国民党庞大的体系中，他起初并没有得到重用，但因在陆军大学的优秀表现而逐渐崭露头角，被任命为顾祝同的参谋长，开始展现出其军事才能。他指挥的整编25师，由原中央军、川军和东北军组成，在他的手中逐渐成长为一支劲旅，与解放军多次交锋。黄百韬深知，如果眼看着与整编74师仅一山之隔的张灵甫被全歼，那么蒋介石的愤怒定会波及到他，因此经过慎重考虑，他最终决定亲自率领主力进攻，冒着牺牲数个营的风险。

15日上午10时，黄百韬留下了战斗力最弱的148旅，率领40旅和108旅共计四个团向整编74师方向的界牌和天马山进攻，旨在重新建立联系。然而，他们遭遇了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的死死抵抗，尽管成功占领了界牌，却未能突破天马山的防线。战后，黄百韬认识到自己难以逃避责任，果断将所有过失揽于己身，展现出忠诚与担当的形象。同时，老上级顾祝同的庇护，加上整编25师在救援行动中损失惨重，蒋介石虽然怒火中烧，也只能对其施以相对宽大的处理，决定对黄百韬“撤职留用”。

而在所有的救援部队中，最应该为整编74师的覆灭负责的自然是李天霞，他曾是张灵甫的老上级，整编83师的指挥官。李天霞与张灵甫都毕业于黄埔军校，却因争夺师长之职而逐渐生疏，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张灵甫进攻华东野战军的指挥部时，整编83师负责的垛庄成为了整编74师唯一的生路，可李天霞却仅安排了一个战斗力极弱的团驻守，而该团在之前就曾被粟裕将军轻易歼灭。随着垛庄被迅速攻陷，整编74师不仅失去了最后的后路，连带着大量的军需物资也被遗弃。李天霞前期的合作不力，后期的救援表现更显得敷衍，他仅派出两个营执行解围任务，企图以少胜多的策略救援，甚至比第7军还要无力。

战后，蒋介石对此次失利非常愤怒，下令撤职查办汤恩伯和李天霞。然而，汤恩伯在向蒋介石报告战况时，却将整编74师的损失归咎于张灵甫的骄横与不听指挥，将李天霞也蒙混过关。尽管李天霞仍需接受审查，由于他的金条贿赂和人际关系的庇护，最终只是遭到了“撤职查办”的轻微处罚，被重新安置到第1绥靖区担任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