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这位以“残暴”出名的农民起义领袖，终其一生都徘徊在“草寇”和“英雄”的争议边缘。

他在乱世中登基称帝，最终却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

可讽刺的是，就是这样一位“暴君”，却清除了一个盘踞近六百年的危害。

那么，黄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又清除了什么“危害”？

盐商之后

820年，黄巢出生在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曹县西北）。

他的家境殷实，乃是一户经营私盐起家的大商之家。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这样的家族并不算稀奇，但能供养出一个自幼便读诗书、习骑射、擅用剑的子弟，却也不算寻常。

而少年黄巢，是个很“飘”的人，他聪明，有才气，自小能诗会文，五岁便能与祖父咏菊成句，出口成诗。

他读书，并非为了识字糊口，而是志在考中进士，做个堂堂正正的大唐官员，扬名立万，为家族争光。

但现实，却一次次将这份志向碾碎。

唐代虽有科举制度，表面上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实则门阀士族依旧牢牢掌握着权力的话语权。

所谓“九品中正”的余孽虽被名义上废除，却在操作层面变了个马甲继续盘踞朝堂。

黄巢一而再、再而三地奔赴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却始终名落孙山。

讽刺的是，他并非无才，甚至可称才华横溢。

渐渐的，黄巢的郁郁不得志，渐渐演化为对这个不公体制的仇恨。

他也曾想过走通关系，也曾想过靠举荐“通榜”，但终究敌不过背景和家世。

这一切，最终化作了他走上起义之路的内驱力，他不愿再做那个仰望京城、寄希望于士族施舍名额的小商贩之子。

他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踏入长安

黄巢起义后，一路攻取，最后军队浩浩荡荡踏入长安。

他们披着“义军”旗号，口中喊着“杀贪官污吏、打土豪劣绅”的口号，百姓则夹道欢迎。

长安百姓一开始是真的信了，“黄王起兵，本为百姓”，这句口号传得街知巷闻。

刚入城的黄巢军纪律严明，甚至不掠不扰，还设粥棚赈济灾民，发米发衣，简直不像是一支起义军，更像是一支救世军。

有长安百姓回忆，那几日甚至夜不闭户，坊间隐隐燃起对新王朝的期盼。

黄巢自己也不甘只做草莽，在含元殿登基，改国号为“大齐”，年号“金统”，百官设位，礼制齐全，一副要做“真皇帝”的模样。

可好景不过月余，就在大齐政权刚刚成型时，黄巢的“流寇主义”老毛病便迅速暴露出来。

他的军队从一开始便是靠抢养活的，流动作战、掠夺生存，是他们的本能。

他们擅长攻城，却不懂守土，黄巢手下将领大多草莽出身，纪律松散，行政能力近乎于零。

长安入冬断粮，黄巢无力解决后勤补给，军中一旦吃紧，便恢复了老办法，搜刮城中富户，劫掠仓库庙堂。

更要命的是，军心涣散，内部失控，起初那些“不扰民”的禁令很快形同虚设，街头巷尾屠杀、掳掠不断。

留守的唐朝贵族被当作肥羊搜查，家产抄得一干二净，连骨头都不剩。

韦庄在《秦妇吟》里写道：“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是夸张吗？不，恰是写实。

黄巢并非不想维持局面，他试图立法安民，也惩办过个别暴行，但效果微乎其微。

他治军无方，治国更是门外汉，朝政大事全靠临时拼凑的文人班子，毫无体系可言；地方吏治无人接手，税赋无章，粮秣无援。

久而久之，百姓的幻想彻底破灭，“黄王”在他们眼中成了“暴王”。

局势彻底失控是在黄巢下令“洗城”之后，原本只是针对协助官军的少数人，却演变为全城屠杀和焚毁。

宗庙被火烧，王室子孙血流成河，也彻底烧断了黄巢和这座城市之间最后一丝信任。

百姓开始逃亡、反抗，甚至有市民组织义勇军配合官军反击。

黄巢怒火中烧，纵兵烧杀，街巷尸横遍地，“洗城”一词自此写入史册，成了这场起义最骇人听闻的注脚。

除了长安，黄巢的军队在其它城市的表现也如出一辙，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抢完即走，无一处能长久据守。

所谓“王朝”不过是一顶戴在泥腿子头上的纸帽子，经不起风吹雨打，黄巢失去了长安，退到河南后，粮草更绝，手下将士开始挖人充饥。

最后，黄巢被迫逃离中原，如丧家之犬，四处游荡，最终或自杀、或被杀，史书至今未能定论。

同时，历史终将黄巢归于“暴乱者”行列。

无意之中掀桌子

黄巢这一生，大多时候都在与命运作对。

他不信天命，也不服权贵，可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在于，它常常偏爱那些无心之人完成有心人都不敢触碰的变革。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九品中正制便在华夏大地上扎根。

这套制度原本是为了在战乱中维持社会稳定，由地方上有名望的世家选拔人才。

但它迅速变质成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资源的工具，那些所谓的“中正官”，多由门第显赫者担任，举荐的也大多是本族或本家子弟。

久而久之，一个“选官靠出身”的封闭循环就此形成。

隋唐虽然废除了九品中正，科举制度看似打破了门第之限，但在实际操作中，权贵士族依旧大权在握。

他们通过“通榜”，也就是提前私下传递榜单信息，和“公荐”，门阀之间互相举荐候选人的手段，继续操控着科举这一新制度。

而黄巢，恰恰是这个被制度排除在外的“局外人”，因此，他对这个僵死的选才体系早已恨之入骨。

他不止一次在诗中流露出对旧秩序的讽刺与挑战，而当他真正举起反旗时，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曾高高在上、对他嗤之以鼻的门阀士族。

也因此，黄巢攻破长安后的第一波打击目标，并不是贫民，也不是普通官员，而是那些盘踞京城、根深叶茂的高门大族。

他的军队在长安展开的“淘物”行动，就是一场彻底的门阀财富清洗，府第被搜，宗庙被毁，世代积累的族谱与家藏典籍，尽数焚毁。

那不是简单的掠夺，而是对门阀制度本身的致命一击，几百年来横行仕途的家族，被一扫而空。

更可怕的是，这种摧毁并非只限于长安，黄巢所过之地，门阀望族皆成靶子。

哪怕他们提前出逃，也难逃劫掠或流亡命运，一些世家子弟甚至连逃命的钱财都来不及携带，只能仓皇四散。

那些延续了数代、动辄数百年的家族，被迫从历史中彻底消失。

而这一切，黄巢未必有多深的制度性认知，他之所以痛下杀手，更多是因为恨、因为“财”。

但这场仇富心理与掠夺本能的结合，却在历史上起到了“清洗”的效果。

他掀翻的是那些高坐庙堂、却早已腐朽不堪的权力集团，也摧毁了门阀对选官制度的垄断。

就像是一张早已发霉的老桌子，黄巢不是来修补的，他是一脚踹翻。

从此之后，士族再难恢复元气，科举制度真正开始回归“才学为上”的本义，寒门子弟终于有了跻身上层的可能。

门阀那种“出身决定未来”的桎梏被打破，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开始恢复生机。

黄巢没有建立一个长久王朝，却意外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一次深层改良。

黄巢没能做成一代帝王，却让千千万万的平头百姓终于看见了登堂入室的可能。

他死在乱军之中，却用一场“失败”的起义，为后人拓开了生的路径。

他成不了王，却影响了千年仕途的格局，他没有改掉一个朝代的名字，却改掉了一个时代的命数。

历史从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从不以“善恶”定功过。

黄巢这个人，也许值得争议，但黄巢这个“作用”，却不容忽视。

所以，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名字时，也许可以把他放在历史更深一层的位置上去理解：他不是英雄，不是帝王，却在不经意间，推动了一个王朝的终结与一个阶层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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