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擒孟获”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从古至今，这段故事的真实性几乎无人质疑。《三国演义》一书中，罗贯中用了三整回的篇幅来详细叙述这一事件，并通过这个故事塑造了诸葛亮的智慧与仁德形象。书中不仅讲述了孟获、祝融夫人等重要人物，还提及了蜀汉军队如何应对巨兽、藤甲兵等难题。公元225年，蜀汉建兴三年，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为了稳定后方，解除曹魏的北伐压力。进入南中后，他连续获得胜利，得知孟获深受当地夷民和汉民的敬仰，便决定亲自捉拿他。通过“七擒七纵”的策略，诸葛亮巧妙地以攻心为主，最终使叛乱平息，确保了南方的安定，为后来的北伐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通过这场战役，诸葛亮展现了其非凡的领导能力和完美的治国理政智慧。

关于“七擒孟获”的故事，不仅在《三国演义》一书中被广泛传播，也在许多历史文献中有所记载，包括东晋的《汉晋春秋》、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代李贽的《史纲评要》，以及《华阳国志》和《水经注》等著名历史地理著作。然而，最为权威的《三国志》却对这段故事只字未提。书中仅有简短的记载：“（建兴）三年春，亮率军南征，其秋悉平。”仅仅这十二个字便是《三国志》中对诸葛亮南征的全部记载。史学家普遍认为，诸葛亮这样反复捉拿孟获七次，又放掉七次，似乎不符合他谨慎细致的性格，亦不符合战争的常规操作。

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采取了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方式，成功歼灭了西路叛军，并击杀了叛军首领高定，占据了越嶲郡。与此同时，马忠也在东路大败朱褒领导的叛军。随着东西两翼叛军势力的清除，诸葛亮将主力集中，向南进攻叛军最后的据点益州郡，最终于秋季彻底平定了南方。从这些史实来看，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战略更多是以武力为依托，决策果断、手段强硬。如果有不愿归附的部落或首领，绝不会容忍其存在，也不可能一再释放孟获，达到“七擒七纵”之事。

然而，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七擒孟获”这一故事可能确有其事。清朝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云南昭通县出土了著名的“孟孝琚碑”，该碑上记载了孟姓在南中地区的显赫地位。碑文中提到，孟获是一个重要的部落首领，而且在民间信仰中，他被奉为“扫坛蛮王”。根据此碑的内容，不少学者推测，孟获可能是建宁郡曲靖人，彝族叟族部落的首领，姓孟。由于孟获的存在，七擒七纵的故事或许未被《三国志》完整记录，可能是被后来的文人加工或遗漏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只关注“七擒孟获”的历史，却忽视了更为复杂的后续情况。诸葛亮平定南方后，南中地区并未一劳永逸地安定下来。许多史书，如《三国志·李恢传》和《三国志·张嶷传》中，都提到南方的“复叛”现象。李恢曾记载：“后军反，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张嶷也在传记中提到，面对南方叛乱，他带兵剿灭了敌军。事实证明，即使孟获归顺了蜀汉，南方的叛乱依旧时有发生。孟获的妻子和一部分部落成员在他归降之后继续抵抗，最终以悲壮的方式战死。

诸葛亮在南征后的确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南中地区的民族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叟族等部落的反叛不断发生。建兴九年，汶山的羌族爆发了叛乱，建兴十一年刘胄再度造反。甚至在诸葛亮去世后，南中依然爆发了多次起义。南方的稳定性远未达到诸葛亮所期望的程度。

从整个蜀汉历史来看，诸葛亮的南征虽在表面上看似成功，但实际上更多是一场表面上的“面子工程”。通过一系列的胜利，蜀汉获得了短暂的安宁，但这一切并未彻底根除南方的动荡，蜀国所面临的南中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