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确立一个核心观点：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姜维，他们都认为北伐在当前局势下难以实现，汉室气数已经将尽，这已成为共识。因此说，二人都带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关于姜维，历史学者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评价并不温和，他记载姜维“略具文武之才，志在建功立名”，却也指出他好拥众、爱奢侈，判断力不够周全，因而终究未能成就大业。尽管如此，历史上姜维仍被视作蜀汉的最后支柱之一，某种意义上，他对蜀汉的忠诚远胜于其他人，而刘禅在他眼中则并非无条件的回报对象。

姜维与诸葛亮之间的年龄与际遇具有某种巧合：姜维在27岁那年遇见了诸葛亮，而诸葛亮也大约在27岁左右首次与刘备相逢。换言之，若没有刘备的 foundation，就没有诸葛亮的出现；同样，没有诸葛亮的崛起，就不会有姜维与蜀汉之间的深厚联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的直接接班人并非姜维，继任者是蒋琬，蒋琬之后才轮到费祎。蒋琬和费祎都并不支持姜维发动北伐，直到他们相继逝世，姜维才获得实权，才具备实施九伐中原的条件。姜维之所以对蜀汉忠心耿耿，重要原因在于他心系汉室的情怀，以及对诸葛亮知遇之恩的深深回报之情。

姜维出身天水的姜氏，尽管属于边疆大族，但在当地并非显贵之家。就曹魏来说，他属于基层官吏二代，父亲姜冏也曾在疆场战死，因此姜维最初被授予中郎、天水郡参军的低级官职。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祁山，天水太守马遵对姜维等人心思诡异的猜测很甚，因而逼迫他在进退之间难以抉择，最终姜维只得投降于诸葛亮。就个人出身与政治起点而言，从曹魏的一个地方小官到蜀汉的高层决策圈，犹如一线跃迁，这在当时极为罕见。姜维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政治野心，部分原因在于曹魏的舞台对他并不开放，而蜀汉正是他实现政治抱负的唯一途径，因此他对蜀汉的忠诚几乎成为了他的职业底色。

对于蜀汉而言，姜维的价值同样被充分认可并不吝于信任。诸葛亮去世后，他被任命为右监军、辅汉将军，并受封平襄侯。在蒋琬掌权时期，姜维升任镇西大将军，兼任凉州刺史；在费祎掌政时期，姜维再度晋升为卫将军、假节，并与费祎共同主持尚书事。费祎被刺杀后，姜维开始实际掌控兵权，数次率军北伐曹魏，战果可谓波澜起伏：两次大获全胜、三次小有成效，距离真正决胜还差一步，而曾有过一次较大的失败与一次较轻的挫败。作为降蜀之将，刘禅对他并无深疑，作战时也不设监视，且即使在失败时也鲜有惩罚。这种待遇在曹魏体制内是难以想象的；对一个曾经投降蜀汉的将领而言，这样的信任与待遇显然非同寻常。

姜维不仅具有宏大的野心，更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对“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理解往往被以偏概全地用来评价他，但更应看到的是，他对重振汉室、重回旧都的共同理想，与诸葛亮有着高度的契合。这种共同的信念促使他竟愿与诸葛亮并肩作战、百折不挠、不怕牺牲地追随自己的信念，直至最后一刻。可以说，姜维把自己对誓言的坚持落到了实处，努力兑现了他一贯的承诺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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