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朝廷权威荡然无存。在这个群雄割据的时代，汉献帝刘协的政令实际上只能在曹操控制的区域内勉强执行——而且这些所谓朝廷政令，很可能就是曹操本人假借天子名义发布的。随着赤壁之战的失利，曹操对地方的控制力进一步削弱，孙权、刘备等割据势力开始公然自行其是，甚至擅自加官进爵。

在当时的政治乱局中，各路诸侯上演了一出出政治闹剧。刘备上表举荐孙权代理车骑将军兼任徐州牧，自己则领荆州牧；刘璋又推举刘备担任大司马兼司隶校尉，刘备投桃报李，举荐刘璋为镇西大将军兼益州牧。这些互相吹捧的政治交易，表面上还假惺惺地向汉献帝报备，实际上完全是在自导自演。发展到后来，刘备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直接与刘璋互相任命三公九卿，那些象征权力的印绶自然也都是私自铸造的。

刘备与汉室彻底决裂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这一年，他不仅拒绝了汉献帝封授的左将军、宜城亭侯等官爵，还特意写了一封正式文书，通过官方驿站将代表这些官爵的印绶全部退还朝廷。这一举动意味着他完全抛弃了朝廷授予的合法身份，转而自封为大司马、汉中王。更令人侧目的是，在汉献帝仍然在世的情况下，刘备就公然称帝自立。这也成为后世史家质疑蜀汉正统性的重要依据——毕竟曹丕代汉时好歹还走完了禅让的法定程序，而刘备称帝时汉献帝不仅健在，甚至比刘备还多活了十一年。

从法理角度看，曹丕的篡位虽然不合道义但符合程序，刘备的称帝虽有合理性却缺乏合法性。这种微妙差异导致后世史家的评判标准出现分歧：北宋修史时以曹魏为正统，南宋史家则转而尊蜀汉为正统。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我们今天使用的朝代序列中——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再到秦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宋元明清，其中季汉始终未能获得普遍认可。

关于魏蜀吴谁为正统的争论由来已久，难以简单定论。我们不妨换个角度，考察一下在曹操集团成员都顶着汉朝官衔的背景下，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中有多少人拥有朝廷正式任命。特别是诸葛亮等重要谋士，在汉献帝和曹操眼中究竟属于什么身份？

诸葛亮毫无疑问是东汉的编外人员。赤壁之战后，他与庞统同时被刘备任命为军师中郎将；待刘备入主益州，他又升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官职都是刘备自行创设的。即便在刘备称帝后，他也没有按照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祖制册封诸葛亮为侯爵，这种刻意的另起炉灶充分表明刘备政权与汉室的彻底切割。

相比之下，刘备本人倒是在东汉朝廷拥有正式编制。作为秩比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他既是朝廷九卿级别的左将军，又遥领豫州牧。若面见汉献帝，他必须恭敬地自称左将军领豫州牧、宜城亭侯臣刘备。这个编制实际上是曹操运作的结果。除刘备外，曹操还为关羽、张飞谋得了朝廷编制：建安三年归附时，关张二人同授中郎将；建安五年关羽斩颜良后，更晋升为偏将军、汉寿亭侯。这种晋升虽然出自曹操之手，但程序上完全合规。

刘备、关羽、张飞之外，糜竺、糜芳兄弟也是领受东汉俸禄的在编官员。曹操曾表奏糜竺为嬴郡太守，糜芳为彭城相。需要说明的是，汉代的诸侯国相权力很大，实际掌控封国军政大权，诸侯王反而只能坐享赋税。根据《汉书》《后汉书》记载，诸侯国相的品秩与郡守相当，都是二千石高官。不过刘备早年担任的平原相可能只是六百石级别的县级干部，与糜芳的彭城相不可同日而语。

若以《三国志》列传为标准，刘备集团十大核心人物包括武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以及文臣诸葛亮、庞统、法正、糜竺、孙乾。其中关羽、张飞确属在编，马超的编制情况更为特殊——他不仅受封都亭侯，还历任司隶校尉督军从事、徐州刺史、谏议大夫等要职，这些都在朝廷档案中有明确记载。黄忠原本有望通过刘表侄子刘磐归顺获得朝廷编制的裨将军职位，但因中途投靠刘备而未能转正。至于赵云，则始终是刘备私聘的编外人员。

在文臣集团中，孙乾仅是刘备自任徐州牧时辟用的治中从事，这种州级属官根本不在朝廷编制内。庞统担任的功曹也是地方自聘职务。唯有法正曾正式出任益州新都县令，算是拥有过朝廷命官身份，但他后来担任的军议校尉并未就任，不能计入编制。

综上所述，在刘备集团的十大核心成员中，诸葛亮、赵云等人确非东汉朝廷官员，其他人的编制情况则各有不同。至于他们各自的能力高低、品行优劣以及对蜀汉政权的贡献大小，这就见仁见智了。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乱世之中，所谓正统往往取决于实力与机遇，而非单纯的法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