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文字狱大家就会想到清朝，其实宋朝也有文字狱
说起古代的文字狱这可不是中国独有的，朝鲜和日本也曾有类似记载。中国古代的文字狱，最早的应该算是汉宣帝时，杨恽（司马迁的外孙）在给友人写信（《报孙会宗书》）时讽刺皇帝，被以大逆不道罪判处腰斩。当然要说最严酷和残暴的那肯定是清朝了，然而像宋朝这样古代文人地位最高的朝代也有文字狱，而且是发生在一代大文豪苏轼身上。
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年轻的时候就文采出众。21岁时赴京赶考，一路过关斩将，经过举人考试，到了礼部组织的考试（类似于现在的高考）。考试是写一篇议论文，题目叫《刑赏忠厚之至论》，意思是论述古代帝王在奖惩赏罚时是本着宽大为怀的态度的。这写议论文是苏轼的强项，他三下五除二就写完交卷了。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他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觉得这篇文章写的非常不错，和几个副考官一商量，认为这应该得第一名啊！当欧阳修准备将这篇文章评为第一时，突然意识到这么优秀的文章不会是他的学生曾巩写的吧，如果给了个第一，那就有走后门的嫌疑了，为了自己和曾巩的名誉，欧阳修就大笔一挥给判了个第二名。
欧阳修本以为这件事他处理的很恰当，他那知道这和曾巩根本就没关系。苏轼呢，因为文章写得太好了，就得了个进士及第第二名。但是这并不影响苏轼光芒的闪耀，人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在苏轼这儿一点都没错。当欧阳修最后知道那篇文章是苏轼写的后，就不住的夸赞苏轼，还说他可以隐退了，文坛领袖这个称号以后就是苏轼的了。这个评价对于一个21岁的年轻人来说是相当的高了，要知道欧阳修当时是翰林学士、文坛领袖，相当的有影响力的。 苏轼考完后，准备和弟弟苏辙在京城大展宏图。结果此时他们的母亲去世了，他就和弟弟回家奔丧守孝去了。守孝期满回京后，苏轼参加了朝廷举行的制科考试。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所不同的是这个制科考试必须要有朝中大臣推荐，层层筛选难度相当的大，是皇帝专门选拔特殊人才而设。在整个宋朝，北宋和南宋加起来300多年，制科考试总共举行了22次，选取人才41人，而同时期进士考试选拔人才有4万多人，可见这个制科考试是相当的有难度。
苏轼考完后，当时的宋仁宗没有欧阳修那么多想法，认为苏轼考得不错，直接就给了个最高等级第三等（宋朝时第一、第二是虚设，从未有人得过）。而且这是北宋开国100年以来第一个第三等，算是“百年第一”吧！
这次苏轼以优异的成绩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就是协助凤翔府知府（市长）处理公务。这一年苏轼26岁，初来乍到、年轻气盛，和他的顶头上司也就是凤翔府知府陈公弼不对付。陈公弼是一个不苟言笑，为人正直的清瘦老头，平时对工作，对下属要求都很严格。而苏轼是一个性格豪迈，为人正派，不溜须拍马，直言不讳的人。苏轼因为文采出众，考试考得好，大家为了表示尊重就称他为“苏贤良”。陈公弼觉得苏轼年少有为，性格直爽，锋芒毕露，仕途又一帆风顺，如果不知道收敛，以后肯定要栽跟头的，所以就时不时敲打一下苏轼。 在凤翔三年任期到了后，苏轼回到了中央。此时的京城开封已经和三年前不一样了。现任皇帝是二十多岁的宋神宗，为了改变北宋一直积贫积弱的状况，达到国富民强，他任用有基层工作经验的王安石为宰相进行变法。北宋自开国以来，宋太祖赵匡胤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采取重文抑武的策略，文人地位很高，待遇也很高。比如一名宰相一个月的俸禄是50万纹银，可以买12万斤上等的大米，这待遇可是相当的好了。除了对任用文人的投资，北宋每年还要给邻国辽和西夏进贡几十万两白银和几十万匹绢帛，来换取边境的安定。宋神宗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减轻老百姓的赋税压力，毅然决然地要实行变法。
变法在推行过程当中，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是水火不容，斗的如火如荼。苏轼也不自觉地被卷入进来，因为很多旧党人物都是他的老师、同学和朋友。而且苏轼对于实行变法的手法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实行变法不能如狂风暴雨般，应该循序渐进慢慢来。对于变法图强、富国强兵他还是支持的。他不知道这实行变法你不雷厉风行，那是很难执行下去的。在新党和旧党天天争论不休的情况下，苏轼觉得与其在京城面对这些无谓的争斗，倒不如去地方实实在在干些实事，于是苏轼向宋神宗请求到地方任职。宋神宗其实很欣赏苏轼这个人，无奈不为自己变法所用，就将苏轼调往杭州任通判（副市长）。在地方8年时间，苏轼先后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府，徐州任知府。43岁时，苏轼又被调往湖州（今浙江省北部）任知府。然而，一场针对他的灭顶之灾正在悄悄酝酿当中。
苏轼不在京城的这8年，京城的政治格局也不一样了。旧党的领袖人物司马光（就是小时候砸缸那位），在与新党的斗争当中心灰意冷，辞官回家编写《资治通鉴》去了。执行变法的宰相王安石两次被罢免，也回老家了。现在宋神宗任命新党的王珪为宰相，继续实行变法。新党在执行变法时还是会遇到很多阻力，为了贯彻执行变法，树立新党形象，王珪他们急需要树立一个反面典型，杀鸡儆猴，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这个人选应该怎么选，他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觉得苏轼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苏轼现在是旧党的领军人物，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又很大，而且苏轼有回到中央的趋势。对于他们来讲这太危险了，所以就选择他。只要把苏轼搞倒，新党的声望不但会提高，他们也会安全许多。
具体怎么做呢？御史台的御史们研究了一下，决定从苏轼写给宋神宗的一封信开始找问题。这封信叫《湖州谢上表》，是苏轼到湖州后按照惯例给宋神宗写的一封感谢信。监察御史何正臣硬是从这封信里研究出苏轼反对变法、讥讽朝政、污蔑皇上的意思来。这火都引到宋神宗的身上来了，那问题就大了，宋神宗就命令御史台好好查查。苏轼被押解进京后直接关进了御史台的大牢，御史中丞李定早就等机会除掉苏轼了。宋神宗让他查苏轼，这可给了他机会了。李定卯足精神，把苏轼所有的诗文和往来书信仔仔细细的研究了四个月，总结出了苏轼四大该杀罪状呈报给了宋神宗。这下看来苏轼必死无疑了。
当朝很多人开始为苏轼求情，弟弟苏辙愿以自己的官职换取苏轼的平安。这当中起最大作用的竟然是他的对手，新党领袖王安石。而且实际上和苏轼平常关系很好的那些旧党人物，在苏轼入狱期间，很少有给苏轼求情的，反而是那些新党的改革派纷纷上书，为苏轼求情。可见还是关键时刻见人心啊！在所有人共同努力下，加上宋朝开国时，宋太祖定下铁律，除非叛逆谋反，决不能杀士大夫。苏轼经历了103天的牢狱生活后，在险些被杀的情况下，终于被释放了。宋神宗将苏轼贬到黄州（现湖北黄岗）任团练副使（相当于武装部副部长），但是没有实权，还得受人监督。
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当时御史台常有乌鸦栖息，所以也称乌台），也算是有名的文字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