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创作大赛：冯玉祥西北军系统中的“十三太保”与孙良诚的沉浮

在冯玉祥麾下的西北军中，除了为人熟知的“五虎将”（如张之江、鹿钟麟）外，还有一批勇将——韩复榘、石友三、孙连仲、冯治安、刘汝明、梁冠英、程希贤等人，合称“十三太保”。其中孙良诚曾因长期坚持跟随冯玉祥反对蒋介石、并参与抗日而名声在外。

但历史并不总是黑白分明。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时，孙良诚经不起伪政权高官与丰厚俸禄的诱惑，以“中央军压迫”为借口，走上了所谓“曲线救国”的道路，这一举动深深刺痛了冯玉祥的心。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急于收拾战后局势，便任命孙良诚为“先遣军司令”，委以看守苏北要地的重任，表面上等“中央军”到位再处理。孙良诚借机与蒋方结好，一度登上权力之舟。但蒋介石对他并不放心：在顾祝同率兵进驻华东后，情报显示孙可能与新四军有联系，于是下令调查。负责此项调查的国民党军统少将周镐，巧合地是中共地下党员，且与孙良诚素有交情。周镐抓住机会，告诉孙良诚：真正的出路是投向共产党。

当时孙良诚因只被授予暂编第二十五师师长，心情不满，认为自己的军衔被“降了三级”。在看到蒋介石的手令后，他既害怕又愤恨，遂表示愿意带兵起义，但提出要先得到中共的经费，以便安置自己高级军官家属。周镐两次传达中共的资助承诺，并请其静候起义时机，借此掩护孙逃过了蒋方的短期追查。

可事情并非一帆风顺：中共内部出现叛徒，周镐一度被捕，虽后获释放，但整个策反进程因此拖延。直到1948年10月，周镐再赴宿迁想正式接洽时，孙良诚已升任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107军军长。蒋介石并非忘恩负义：当淮海战役逼近，他希望借用孙良诚与冯治安、刘汝明等旧部的私交，稳住局面、显示对西北军将领并无偏见，于是反而提拔了孙。

然而，升官扩编、发饷支粮之后的孙良诚开始摇摆不定。一方面他与周镐重续起义联系；另一方面他也被高官厚禄迷惑，迟迟不肯果断行动。周镐对此极为失望，直斥他是被“吃饼”的小孩。

局势在1948年11月急转。参谋总长顾祝同在徐州召开的高级战会议，把冯治安、刘汝明、孙良诚等人排除在核心部署之外。11月7日夜，西北军旧部在冯治安行馆议论未来，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主张率部起义。虽有人犹豫，但张克侠与何基沣先行起义，率两万三千兵力放开徐州东北防线，打开了徐州城的缺口。这场起义与此前梁冠英、吴化文等人的倒戈一样，都在解放战争中对国民党造成沉重打击。

蒋介石既惊且惧，开始对冯、刘等实施监控与笼络。对孙良诚则又是恩又是威，让他陷入更大的摇摆。直到11月12日，孙部在睢宁被解放军包围，其副手王清翰（中共地下党员）与周镐联手，于部队内部完成起义的准备，孙良诚这才下定决心，与王清翰联合发表《告国民党官兵书》，宣布率部投诚。此举又使徐州东南防线出现大漏洞，直接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进程。

投诚后，孙良诚受到待遇——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待起义将领一般重视安置与整训，毛泽东的广播稿中也以他为榜样，敦促其他将领放下武器。但孙良诚心有不甘，觉得自己临阵缴械“吃了亏”，未被当作起义将领那样优待。他趁机以养病为由离开整训部队，内心又萌生回到蒋营讨位谋官的念头。

随着淮海战役推展，解放军加紧策反刘汝明。许多昔日西北军将领写信劝其起义，但他多次拒绝。周镐促成孙良诚与刘汝明通信后，刘汝明态度有所软化，甚至让儿子刘铁钧接应孙过河面谈。孙良诚在周镐、王清翰陪同下渡河，抵达刘汝明部队，然而刘峙（国民党将领）见到周、王后当即将两人拘禁，只允许孙单独会见刘汝明，随后孙被安排去上海。

战局迅速变化：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控制快速崩溃，孙良诚被国民党任命为国防部上将参议，实际上是一个空名头衔；而为革命立功的周镐、王清翰等却被扣押并最终被处死。孙良诚错误估计了形势，试图借高位保身，却发现蒋介石退位、政权更迭后无人再重用他。解放军渡江后，刘汝明逃往厦门、金门、台湾，冯治安也被蒋方带到台湾，孙良诚则无力同行。

孤立无援的孙良诚在上海隐姓埋名，企图寻找外逃机会。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周镐之妻吴雪亚为查明丈夫下落，追踪到了孙良诚的住址并向当局举报。公安上门抓捕后，孙良诚被捕入狱。

最终，1951年，孙良诚在山东战犯管理所病逝，终年58岁。历史对他的评价多为严厉：有人说他识时务不足、不守信义、不讲忠诚，因此结局可谓自负其果。无论如何，孙良诚的一生，既有早年的忠勇与抗争，也有中后期的摇摆与自我选择，成为那段动荡岁月里复杂人性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