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 800 年前，蒙古帝国的领土一度延伸至东欧，彼时帝国的掌权者已传至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一系。

拖雷有四个嫡子，分别是长子蒙哥、次子忽必烈、三子旭烈兀以及四子阿里不哥 。蒙古人遵循 “幼子守灶，长子出征” 的传统，小儿子阿里不哥留守蒙古老家，而长子蒙哥则继承了大汗之位，并与弟弟忽必烈一同对付南宋。

此时，旭烈兀在西南边疆发现伊朗地区有个名为阿萨辛派的恐怖组织时常搞破坏，于是他带领军队前去 “反恐”。

正当他准备进攻非洲与埃及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 —— 蒙哥在攻打南宋时进展极为不顺，在重庆合川钓鱼城久攻不下，最后竟莫名其妙地暴毙了。旭烈兀得知后，赶忙回师伊朗观察局势，而他留下的军队则被埃及的马穆鲁克军团打得大败。

此后，忽必烈坐镇燕京，先是击败了阿里不哥，成为蒙古大汗，后来又取汉语国号 “大元”，开启了元朝以及四大汗国名义上臣服于元朝的时代。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巨大变动，就始于蒙哥在重庆暴毙的那一刻。

关于蒙哥的死因，蒙古和波斯方面称其是感染疫病而死，但根据合川的县志以及一些历史纲要记载，蒙哥可能是被暗箭或流矢所伤致死，这也才有了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杨过大石砸死蒙哥的虚构情节。

蒙古人能拥有如此强大的扩张能力，将领土拓展到古代难以想象的地步，其背后有着诸多因素。在蒙古西征的过程中，他们灭掉的第一个对手是中亚大国西辽，西辽又称喀喇契丹，是由来自东北赤峰通辽一带的契丹人所建。

鲜卑族在古代被称为东胡，东胡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位于黑龙江上游大兴安岭的鲜卑，另一部分是位于辽河上游通辽、赤峰一带的乌桓。有学者认为，后来的蒙古、契丹便是鲜卑、乌桓留在老家的后人。鲜卑族曾压迫突厥长达二百余年，还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北魏。

乌桓因距离中原较近，与袁绍家族结盟，结果被曹操顺带消灭，曹操在征讨乌桓途中还路过葫芦岛，写下了《观沧海》。乌桓的汉语上古音为 “勒”，这个发音与中世纪疯狂侵扰欧洲的东方游牧民族阿瓦尔人极为相似。阿瓦尔人的前几代可汗都叫巴彦（伯颜），而 “伯颜” 在蒙古语中是常见人名，意为 “富饶”，如巴音布鲁克、巴音郭楞等地名中都有体现。

东亚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也有明显的东北亚族群东迁痕迹，日语的语法与满语、蒙古语乃至西亚的土耳其语等都有相似之处。

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商朝的上层也来自东北辽河流域。前段时间，《自然》杂志的一篇论文依据语言学、分子生物学等多量化数据指出，西到土耳其、东到日本的大批族群，都能追溯到 9000 多年前辽河流域赤峰通辽一带的粟作人群。

蒙古独立至今已逾百年，在这漫长岁月里，蒙古对中国的看法复杂多元。

从历史情感层面来看，古代蒙古与中原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过和平交往，也爆发过激烈战争。在蒙古的历史认知中，元朝时期是蒙古辉煌的高光时刻，其统治疆域横跨欧亚大陆。然而，随着历史演进，蒙古与中国的关系历经诸多变迁。

清朝时期，蒙古地区被纳入中国版图，接受中央政府管辖。但近代以来，在沙俄等外部势力干涉下，蒙古于 1911 年宣布 “独立”，不过当时未得到国际承认。直至 1921 年，在苏俄支持下，蒙古再次宣布脱离中国，1924 年成立 “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使得部分蒙古人对中国存在一定复杂情绪，既有对往昔独立 “辉煌” 的追忆，又夹杂着对曾被纳入中国版图的别样感受。

在文化交流方面，尽管蒙古独立后积极发展自身文化，推行蒙古文改革等举措，但不可否认的是，中蒙两国文化仍存在诸多相似相通之处。蒙古族在语言、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如藏传佛教）等方面，与中国境内蒙古族有着深厚渊源。

这种文化上的紧密联系，让部分蒙古人对中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们认可双方在文化根源上的一致性，也愿意通过文化交流加深彼此理解。然而，近年来，受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影响，蒙古国内也出现了一些试图割裂与中国文化联系的声音，但这些观点并未成为主流。

从经济合作视角分析，中国已成为蒙古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蒙古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主要依赖矿产资源出口。中国凭借庞大市场和较强工业制造能力，与蒙古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

例如，在矿业合作中，中国企业参与蒙古多个大型矿山开发项目，为蒙古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这种紧密经济联系，让不少蒙古人看到与中国合作带来的切实利益，对中国持有较为友好积极态度，期望通过深化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但也有部分蒙古人担忧过度依赖中国经济，担心自身经济主权受到影响，不过总体而言，经济合作在促进双方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