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视官员由皇帝派遣巡视地方，其实是皇权延伸的体现。皇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最高地位，是所有权力的根源。因此，巡视官员在执行任务时，往往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然而，唐朝前期的巡视官员权力还是有限的，随着时代发展，尤其是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变化，巡视官员的权力逐渐发生了变化。某种程度上，这些变化也代表了君主权威的衰弱，影响了朝廷和地方之间的权力格局。

最初，巡视官员的权力是相对分散的，每个使臣通常以单独或者少数几人组成的团队进行巡视。以唐太宗时期为例，贞观八年（634年），他派遣了13名使臣巡视全国；而到了二十年（646年），又派遣了22名使臣。这些使臣的任务主要是巡视、安抚、存抚地方。随着唐朝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变化，派遣大量使臣巡视的情况逐渐减少，更多的是建立一个由上而下的系统来行使这些权力。逐渐，原本由个别使臣行使的权力，转变为一个更为正式、系统化的治理结构。

在唐朝后期，这一体制开始更加成熟。最初由太宗派出的使臣仅仅以巡视和安抚为名，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巡视官员的职责逐渐涵盖了地方行政管理。最具代表性的是“观察使”这一职位，最初设立时，仅仅是作为巡察、安抚的角色，但在经过数次变更和调整后，最终在乾元元年（758年）正式设立为“观察处置使”，其职责从巡察扩展到地方的行政事务。此时，观察使还下设副使、支使、判官等职务，形成了完整的行政系统。

这一变化意味着两个系统的并存：一方面是朝廷的正式官职体系，另一方面则是由皇帝派遣的巡视使臣系统。两者相辅相成，协同管理国家社会事务。

其次，巡视官员的权力逐渐扩大，涉及的事务也从单纯的巡视官员行为，扩展到了地方的行政事务。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巡视官员的职责逐渐增多，除了最初的巡视地方官员的治理情况，后来还涉及到赈济灾民、寻找人才等任务。比如，唐太宗时期，巡视使的任务不仅是监督地方官员的行为，还包括灾后救助以及推荐贤才等。

进入玄宗时期，尤其是开元年间，巡视官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开始涉及地方的行政管理，甚至包括地方官员的任命、考核等。虽然初期这些权力是由皇帝亲自决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巡视使逐渐获得了一定的独立决策权。如开元二年，玄宗派遣陆象先等按察诸州时，巡视官员便被赋予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行处理地方事务的权限。

到了开元四年，按察使已能够与地方长官协商并共同处理百姓的诉求，而在后期，设置的“采访使”甚至被允许专责处理地方刺史的事务，决定其废置与否。这一权力的扩大逐渐使得巡视官员拥有了更大的干预地方事务的权力，尤其是对地方官员的任命和免职，虽然这些权力并未正式赋予巡视官员，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掌控了地方的行政运作。

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集权的变化。在唐朝早期，集中的权力确保了地方的治理相对稳定，地方政府的自主权较弱；然而，随着集权的削弱，地方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权力，甚至开始与朝廷对抗。这种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也反映在了巡视官员的职权扩展上。当地方的权力膨胀时，朝廷试图通过巡视使臣的力量来保持对地方的控制，但这种做法却逐渐导致了地方权力的进一步强化。

何汝泉教授提出，皇帝派遣使臣巡视地方主要有三种情况：首先是以安抚、镇抚等名义派遣的使臣，通常带有一定的军事性质，目的是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其次是以宣抚、巡问等名义派遣的使臣，主要任务是向百姓表达慰问，执行赈灾、抚恤等任务；最后则是以巡察、巡按、按察等名义派遣的使臣，这类使臣主要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纠正违法行为。

唐朝前期，特别是太宗和高宗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朝廷执行政策较为顺利。然而，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困境加重，巡视任务逐渐转向了对地方财政和经济的监督。相较于前期，后期巡视的重点更多地集中在对官员经济行为的监察。

唐朝的巡视体制体现了朝廷与地方、皇帝与地方官员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尤其是随着藩镇的崛起，朝廷对地方的管理逐渐变得困难。在这一过程中，巡视官员既承担了监察地方的任务，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朝廷与地方之间的重要纽带。

总的来说，唐朝前期，巡视官员的巡视任务较为全面，涵盖行政、经济和军事等多个领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社会动荡后的唐朝后期，巡视官员的职责逐渐聚焦于经济监督和地方官员的管理，这也反映了朝廷对地方控制的难度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