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生机大会上，关于蜀汉史料缺失的问题，常常引发争议。不过，归根结底，我们不应将责任推给其他人。事实上，帮助前朝修史的做法，最早始于南北朝时期。虽然《汉书》是东汉人所写，但最初并非官方编修，而是班固个人的私下工作，而且当时由于历史书籍的公开，班固还因此入狱。而《后汉书》也是南朝范晔编撰的私史，东汉灭亡后，许多人纷纷尝试撰写关于东汉的历史。至于《三国志》，更无需提及，它也并非当时官修史书的一部分。《晋书》是西晋时期开始进行官修的，但直到唐朝才最终完成。因此，西晋政权根本没有义务，也没有意识要为蜀汉编修史书。

至于三国时期为何没有专门的国史编纂工作，这恰好反映了当时史官制度的萌芽阶段。最早的官方历史书《东观汉记》便是东汉朝廷组织编修的，然而编写国史并非常态化的工作。根据记载，《东观汉记》至少修订了五次，每次都动员了大量的官员和学者。最初一次是在光武帝去世后的汉明帝时期，涉及的内容包括光武帝的传记以及开国功臣的事迹等。这些记录并非光武帝时期就已经有，而是由他儿子在事后安排专人搜集编撰的。

此后，尽管东汉多次组织过国史编纂工作，但这种工作始终没有形成常态。即使是陆机在晋惠帝时期才开始撰写关于三祖——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传记，这也反映了历史编纂工作并不频繁。至于孙吴，直到孙权即位多年后，才开始推进修史工作。史书记载称，最初的两位史官，丁孚与项峻，虽然在孙权时代被派遣负责编修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工作一直未能完成。等到孙亮继位后，才有了进一步的推进，然而即便如此，历史修编工作仍不顺利。

所以，三国时期正处于史官制度的萌芽阶段。尽管东汉早期就开始了史官制度的试探，但直至曹魏时期，才有了正式的历史编纂官职——著作郎，而在曹魏之后的各朝中，这一职位才逐渐固定下来。而蜀汉及吴国，显然不可能效仿魏国去设立类似的官职。结果，孙权等在编修历史的过程中，频频遭遇困难，甚至不得不“乱指派”不合适的人选，这也导致了史料缺失和编史工作进展缓慢。

许多人提到蜀汉历史没有详细记载的原因，常常会提到两个典型例子：一是史官“言景星见”的记载，但这里的史官其实指的是天文官员，职责主要是记录天文异象；二是陈寿曾在蜀汉担任东观秘书郎，他后来撰写《三国志》时，凭借自己在东观的工作经验，能较为轻松地查阅大量资料。然而，陈寿即便是利用东观的优势，依然在书中留下了不少遗憾。例如，他在《蜀书》中的评价中提到，刘禅没有设立专门的史官，因此很多事件和人物的事迹都无法收集或记录。

再举个例子，蜀汉的重要人物如吴懿、吴班等，尽管他们在当时功勋卓著，但因为史料不足，很多人的事迹并未详细记载。其实，类似的情况并非蜀汉独有，其他朝代，如曹魏和孙吴，也面临类似的史料丢失问题。

此外，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还通过亲自“访求往事”的方式，尽可能地收集资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料的缺失。但有些人认为陈寿可能“故意遗漏”了某些事迹，实际上这反映的是历史编纂过程中的不易和局限性——许多资料已经无法得到，或因为时过境迁，无法从当事人的后代那里获取确切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陈寿在评价蜀汉的历史时，曾表示遗憾，特别是在刘禅时期没有设立专职的史官，这也直接影响了蜀汉历史的记录。因此，即使他在《三国志》中已经尽力将当时能找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和记载，但对于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仍然存在大量空白。

总体而言，蜀汉并非故意忽视史料的编撰，而是受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制度建设不完善，以及历史资料的稀缺。就算是那些政治历史比较完善的朝代，也常常面临类似的挑战。因此，我们不应过于苛责蜀汉历史的缺失，毕竟陈寿和他的同僚已经尽力将可得的历史信息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