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的艰难岁月里，有一件事情深刻地影响了毛主席，也让整个红军面临极大的考验——那就是草地分兵。毛主席后来在建国后的斯诺采访中曾回忆，这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面对敌人，他可以毫不畏惧地迎战，但草地分兵不同，站在对面的人曾经是自己的战友，这让他感到无比无力。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本应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然而，经过长途跋涉的红一方面军人数锐减，从出发时的八万多降至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刚开始长征，战斗人员超过八万，再加上近两万亲属和后勤人员，形成了巨大的兵力差距。张国焘的野心因此逐渐膨胀，他不断向中央索求更大的权力。

为求团结，红一方面军作出许多让步，将部队编制与红四方面军统一，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分别改为红一军、红三军、红五军，红九军团则改为红三十二军。然而，张国焘并未接受中央的善意安排，他心中早有一条偏离中央的路线。

最终，中央决定将两大方面军混编后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包含红九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二军及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红三十二军等，由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王树声等领导；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包含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大部以及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红三十军，由毛主席、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

乍看之下，分配合理，但张国焘的野心很快显露。他撇开原定北上的计划，打算强行率部南下，甚至有极端行动的迹象。无奈之下，右路军中央机关只好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北上，而徐向前和陈昌浩则带领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去与张国焘会合。这时，左路军中的红五军和红三十二军的原红一方面军干部陷入尴尬境地：究竟是跟随张国焘南下，还是坚持北上？

在两种选择中，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坚定支持北上，顶住了张国焘的压力。而其他几位高级干部则倾向南下，甚至在会议中公开表达意见。董振堂的立场让张国焘十分愤怒，他安排黄超给董振堂一记耳光。董振堂虽然被羞辱，却没有动手，因为他不愿与战友发生内战。

左路军南下至卓木碉时，张国焘试图“另立中央”，震惊了所有人。刘伯承暗中联系董振堂等人，打算通过武力迫使张国焘回头，但朱德最终劝阻了他们。他认为，如果行动过激，可能导致红军自相残杀，损害革命大局。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需要权衡全局，保护那些忠于中央的干部，同时稳住红四方面军的队伍，等待适当时机统一行动。

朱德的冷静与远见，为红军最终在陕北会师创造了条件。而董振堂在危难时刻展现出的坚定与勇气，更体现了一名革命者的本色。他虽孤立无援，却毫不动摇，坚持北上路线。可惜的是，董振堂后来牺牲在西征的路上。毛主席在追悼会上感慨：“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若他能幸存，作为与彭德怀、林彪齐名的红军主力军团长，他的成就无疑会更辉煌。

这段历史不仅彰显了长征的艰险，也显示出红军在极端条件下，面对内部分裂和个人野心时，依然能保持团结、坚持正确方向的智慧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