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吴石牺牲时，郭汝瑰已在南京参与军事院校筹建。据其家人回忆，郭在收到台湾传来的消息后，曾独自在办公室默坐良久，并在随后撰写的《台海局势分析报告》中刻意避开吴石提供的部分数据。这种行为既是对同志牺牲的哀悼，也暗含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无声控诉。

郭汝瑰对吴石有英雄相惜之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红色潜伏者，他们极其相似，俩人都是国民党军界罕见的“学者型将领”，在国民党军中都挂中将军衔，郭汝瑰在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任上，深度参与制定了《长江防御计划》、《徐蚌会战部署》等核心战略，而吴石作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主持编纂了《台湾兵要地志》、《舟山群岛防御图》等绝密文件。因为地位相当，在国民党军中扮演的角色相似，所以他们传递出的都是极具价值的战略情报，一个事关三大战役，一个影响台湾统一，可以这么说，他们俩人是我党楔入国民党军中的最高潜伏者。

遗憾的是，他们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里比肩而立，最终命运却截然不同，一个是功成归来，另一个却含恨台北。对于两人命运的分野，郭汝瑰晚年在接受采访时不无遗憾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在同一张地图上行动，却走到了截然不同的路口。”

在《沉默的荣耀》热播期间，有朋友就在问，为什么郭汝瑰能在国民党心脏地带潜伏18年而未暴露，而吴石到了台湾仅仅过了半年就暴露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

老黑以为将郭汝瑰当成这面“历史的镜子”，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1997年10月23日，郭汝瑰在送女儿去机场的路上，不幸遭遇车祸逝世，享年90岁。中央军委在为郭汝瑰举行的追悼会上，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

1926年，郭汝瑰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受共产党人袁镜铭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8年5月，经袁镜铭介绍，郭汝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以川军将领郭汝栋堂弟的身份为掩护，在其部队从事兵运工作。

1930年，袁镜铭被国民党杀害，郭汝瑰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同年冬，因被郭汝栋怀疑“赤化”，被迫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这段经历为其后续军事生涯埋下伏笔，也使其深刻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郭汝瑰回国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蒋介石器重的“天子门生”。他参与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因指挥新五师在长沙战役中以弱胜强，获蒋介石亲自嘉奖 。

这一时期，因目睹国民党高层腐败，郭汝瑰逐渐萌生回归革命的念头。1945年4月，经地下党员任廉儒牵线，他与董必武在重庆秘密会面。董必武指示其“留在国民党内部，为党提供战略情报”，并批准其重新入党（恢复党籍手续于1980年补办） 。

1946年，郭汝瑰升任国防部第五厅厅长，次年调任第三厅（作战厅）厅长，成为国民党军事决策核心人物。正是在这一时期，郭汝瑰成了蒋介石日后所称的“最大的共谍”。

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郭汝瑰将整编七十四师参战情报藏于钢笔内胆传递出来，直接导致该王牌师被全歼 。

1948年11月，在制定《徐蚌会战蒋方部署》时，郭汝瑰故意将黄维兵团置于易被包围的双堆集地区，并诱使蒋介石放弃蚌埠决战计划，最终导致黄维十二兵团覆灭。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他共送出9份绝密作战计划，包括江防图、江南兵力部署等，为解放军渡江作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情报。

1948年底，随着国民党败局已定，郭汝瑰主动请缨调任七十二军军长，赴四川筹建防御体系。期间，他先是以“整顿军纪”为名，剪除军中特务和顽固分子，将团级以上军官全部替换为亲信 ；而后利用国防部关系索要一个军的武器装备，将七十二军从不足5000人扩编至2.3万人，成为四川四大主力之一 ；接着在蒋介石召开的西南防御会议上，故意支持胡宗南“重兵防守川北”的错误方案，实则将主力部署在宜宾、泸州一线，为解放军入川预留通道 。

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率2.3万名官兵在宜宾通电起义，直接打乱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其起义部队控制川南咽喉，使解放军顺利挺进成都平原，为解放大西南立下奇功。起义后，他历任川南行署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授等职，参与编写《中国军事史》等重要著作。1980年，中央正式恢复其党籍，结束了长达52年的“秘密党员”身份 。

十八年，不是一瞬。

在这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十八年潜伏生涯里，郭汝瑰曾遭遇过三次重大危机，但每一次他都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反观吴石，由他本人犯下的错误，只有一个，结果就成了毫无回旋余地的灾难，两者对比，其中的经验教训，不可谓不惨痛深刻。

郭汝瑰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机，是在1949年年初。

1948年11月9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南京黄浦路官邸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讨论作战计划，郭汝瑰出席会议，并以作战厅长的身份，提出了作战计划。蒋介石听了郭的意见，便说：“就这么办。”次日，蒋介石亲笔写信给黄百韬：“此次徐州会战，实乃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之关键，务希弟严督所部，切实训导，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是为至要。”

就在蒋介石说“期在必胜”后的第十天，黄百韬兵团全军覆灭，黄本人自杀身亡。

黄百韬兵团的覆灭，跟郭汝瑰关系极大。

就在这次高级将领会议后，郭汝瑰将国民党军作战计划等九种绝密军事文件，交给了他的单线联系人任廉儒，要任马上将这一批战略情报送出去。

但是，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因事离开了上海。鉴于情报重大，任廉儒紧急找到了民革军事特派员王葆真，那个时候，只有王葆真跟中央有联络渠道，能把情报及时送出去。

当时的王葆真，已经是七十来岁的老人，客观地讲，任廉儒此时通过王葆真转送情报，无形当中就打破了郭汝瑰这条线长久以来严格执行的单线联系，有了横向联系的风险。

糟糕的是，怕什么来什么，王葆真拿到情报，尚未来得及转送出去，因为“京沪暴动案”民革组织遭到破坏，王葆真在1949年2月突遭逮捕。

任廉儒将情报交到王葆真手里的时候，为了叫对方知道情报的重要性，他告诉了对方，情报出自郭汝瑰，这就等于王葆真知道了郭汝瑰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只要七十多岁的王葆真扛不住国民党特务的酷刑，又或者，国民党特务在他那里搜到了这批情报，郭汝瑰肯定就暴露无疑了。

让人欣慰的是，王葆真虽然年纪大了，但地下工作意识非常强，意志更是无比坚定。

“京沪暴动案”爆发后，王葆真已经意识到了危险，被捕前一天，他给任廉儒打了一个电话：“情况急，你交我那包东西已烧了，请放心，在任何情况下，都请放心！”

被捕后，王葆真受到酷刑，始终咬定一点：“关于军事，只我一个人知道，与别人无关。”

因为证据销毁的及时且坚决，紧急情况下发生的横向联系切断及时，王葆真誓死保护郭汝瑰，郭汝瑰度过了这极其凶险的一关。

反案吴石案，就让人惆怅了。

吴石暴露的关键是给蔡孝乾的情妇马文娟代办了一张出境证，另一种说法是给朱枫紧急办理了用于出逃的特别通行证，无论是哪种说法，他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留下了代办痕迹。如果他的潜伏危机意识强一些，情报工作的安全意识高一些，他应该拒绝为马文娟代办出境证，如果出于万不得已必须为朱枫办理特别通行证，也一定要预设防火墙，务必要做到，查特别通行证查不到他的头上。遗憾的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吴石没能做到不留痕迹。

比起郭汝瑰的上线任廉儒，作为吴石的上线，也就是人在香港的万景光，他也犯了致命的错误。任廉儒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与王葆真发生横向联系的，在发生这种横向联系的时候，他是做了充分判断的，并且一次联系后就切断了关系，所以，即便王葆真出事，也不会影响到郭汝瑰，但是万景光就不同了，朱枫潜台，他居然主动要求朱枫与吴石、蔡孝乾同时建立联系，此前，吴石与蔡孝乾并未见过面，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组织关系，现在，由朱枫居中联系两头，就等于让吴石和蔡孝乾发生了横向联系，这一点非常致命，吴石最终暴露，根源就在他与蔡孝乾的这种间接横向联系。

潜伏，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在这一点上，郭汝瑰也比吴石幸运。

王葆真，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而且还不是共产党，最终硬是用命将郭汝瑰保了下来；反观蔡孝乾，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最后竟那么容易地就出卖了一切。

郭汝瑰第二次遭遇重大危机，来自杜聿明的怀疑。

1982年，郭汝瑰与邓锡洸去拜会杜聿明。

郭汝瑰问杜聿明：“你当年为什么硬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是猜测吗，还是有根据？”

杜聿明说：“山东来人谈的，有根据。”

郭汝瑰问：“是谁？”

杜聿明说：“这是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从历史当事人晚年的这段对话可以看出，杜聿明当年高度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不是单纯猜测，而是有依据的，但是他的这个依据是别人口说的，他始终没有掌握确切证据。

处在这种危局里，郭汝瑰是怎么应对、化解的呢？

郭汝瑰非常聪明，为了化解杜聿明的对他的怀疑，他故意给了对方一个把柄，那就是“清廉得不像国军将领”，杜聿明玩心理博弈显然不如郭汝瑰，因为拿不到确切证据，后来他果然以“郭小鬼太清廉像共产党”为由，跑到蒋介石那里去揭发郭汝瑰，结果一脚踢到钢板上，蒋介石痛斥他，“笑话，难道国民党就不能有清廉的将领？”

郭汝瑰对蒋介石也很了解，他的清廉做的可信度极高，蒋经国曾奉蒋介石命令突击检查其住所，结果去了才发现，郭汝瑰家住在肉铺二楼，桌上却仅有几盘素菜，连一片肉都没有，蒋经国将看到的报告蒋介石，蒋氏父子都觉得郭汝瑰实为难得的清廉将领。

在老黑看来，郭汝瑰化解怀疑，最高明的做法还在于，他善于利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进行“反向伪装”。

杜聿明怀疑他是共产党，他就在会场上摆出“愿与共军决战”的强硬姿态，更妙的是，当他意识到刘斐有可能同为潜伏者之后，在不接触，不打听的前提下，他竟默契地和刘斐唱起了双簧，有时候，两人互相攻击对方是共产党，有时候又罕见地在会场上一唱一和，将蒋介石和杜聿明等人朝圈套里引。

《沉默的荣耀》中，吴石始终处在被怀疑的险境中，这一点与真实的历史其实是有出入的。客观地讲，吴石所处的环境，比郭汝瑰要恶劣凶险的多，郭汝瑰可以利用国民党高层之间的派系斗争，可以巧妙地寻找掩护，但是吴石所处的环境，就像一个高度封闭，特务系统对内严密监控的“透明鱼缸”，任何一点的怀疑都会被放大，又或者说，在这种环境里，只要被怀疑，那就意味着结束，中间不可能给你博弈暗战的机会。

据说，郭汝瑰对吴石曾有过一句评价，"吴石之失，失在侥幸。"

老黑理解这句话，就是吴石处在“透明鱼缸”里危机意识不够，在这种环境里，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设计有防火墙，平时的伪装，正向的反向的，缺一不可。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吴石，有孤勇，有大义，却少了一点做情报工作的谨慎与精深。

在这两次危机之外，郭汝瑰还曾遭遇过一次危机，蒋纬国也曾怀疑他，有一次差一点抓到了他的副官王培基。

王培基有时候也扮演郭汝瑰交通员的角色，意识到危险后，他非常决绝，直接咬舌自尽了。

1979年，郭汝瑰曾向中央军委提交一份《关于隐蔽战线纪律建设的建议》，里面列出了做情报工作的三大原则：1、人员要精简，每个情报网成员不超过5人，层级不超过3层，杜绝横向联系；2、信息要最小化，每份情报只包含最核心数据，避免冗余；3、要有应急切断措施，每个联络员必须掌握至少两种自杀方法，如毒药、利刃。

郭汝瑰副官咬舌自尽，就是第三点最直观的体现。

郭汝瑰在1949年宜宾起义前，还曾果断处决试图叛变的副官。

在老黑看来，这至关重要的第三点，简单说，就是做情报工作，要有一股子狠劲。非常遗憾，在吴石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儒将”、爱国者的感觉，这种狠绝的东西，基本上没有看到。

《沉默的荣耀》已经播完了······

有人说，“真正的潜伏者，是在敌人心脏里点燃火炬的人。”

还有人说，“真正的潜伏者，不是在黑暗中独行的人，而是能将黑暗转化为光明的棋手。”

郭汝瑰很了不起。

我们永远怀念吴石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