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的薪水其实并不高，很多人认为这源于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体制。明太祖朱元璋当时对朝中官员的俸禄做了大幅削减，给了清朝一个低俸禄的“遗产”。清朝在继承明朝体制时，也延续了这种低薪的做法。根据《大清会典》的规定，清朝的文职官员每年的俸禄如下：一品官员每年180两，二品150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而九品则为33两或31两。

对于京官，除了俸禄，还会额外发放一些禄米；但地方官员则仅仅得到俸银，没有禄米。这样算下来，七品的知县每年只有45两银子，平均下来一个月不到四两银子。这让很多地方官员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

在康熙年间，监察御史赵璟曾提出，官员的俸禄根本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他在上疏中举例说，知县每月的俸禄只有三两，勉强能维持家里人的粗茶淡饭，还要喂马匹，根本不够用。他甚至感叹，这样的收入连五六天的日常开销都无法承担，何况是撑过整个月。

除知县外，县衙里还有很多其他官员，如县丞、主簿、县学、县尉、巡检等，还有一些没品级的胥吏，也就是办事的工作人员。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的职级，但依然由朝廷发放薪俸。即使这些官员在县衙工作，县衙也需要雇佣大量的当地人来协助工作。这些人包括三班衙役（皂班、捕班、壮班），以及更夫、仵作、师爷、厨师、马夫等。这些人没有正式编制，称为“隶”，是由知县雇佣支付工资。

知县雇佣的人员数量，从十几个到上百个不等，一些人口多的大县，甚至会雇佣上千人。由于知县每月只有三两多的俸银，这点钱根本不够支付所有开销。显然，知县必须“创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地方官员会出现腐败现象。

其中一个常见的创收方式就是通过“火耗银”来敛财。当百姓交税时，地方上会将散碎银两重新铸成大银锭，而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损耗。地方政府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多收一些“火耗银”，这笔额外收入便成为官员的灰色收入，多少取决于地方官员的主观意愿。

除了“火耗银”，知县还会通过其他途径积累财富。比如，节庆时，乡绅们会送礼，知县也会向上级送礼。上下级之间的“礼尚往来”也成为了官员敛财的途径。此外，审案、工程、劳役等各种名目，也给知县提供了收取额外钱财的机会。

康熙时期，吏治腐败已经成了普遍现象，几乎所有官员都存在贪污行为。康熙虽然宣扬“宽政”，却默许了这些贪腐行为。甚至他自己也公开表示，知道两淮盐政的腐败问题，但并不打算追究。康熙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甚至为贪污的官员辩解。像清官张伯行这样的人，虽然名声很好，但也避免不了一些非议，康熙甚至对其表示：“张伯行虽然居官清廉，但他刻书的收入非常可观，这些钱从何而来呢？”康熙这种态度也让官员们更加肆无忌惮。

到了雍正继位后，他决定彻底整顿官场的腐败问题。他开始追查府库的亏空，收回那些被官员贪污的公款，并实行“火耗归公”。雍正还设立了“养廉银”，作为官员的补贴。这个补贴使得官员的俸禄得到了显著改善，也让他们的收入更加透明。比如，总督的养廉银可达一万到两万两，巡抚为一万至一万五千两，布政使为五千到九千两，按察使为三千到八千四百四十四两。而知县的养廉银则依据不同地区，标准从四百两到一千八百两不等，这基本上足够知县过上舒适的生活。

尽管如此，高薪并不一定能够根治腐败问题。虽然养廉银增加了官员的收入，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正如人们常说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很多知县通过职务之便，依然能够积累巨额财富，甚至比知府更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