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是中国历史上军阀割据最严重的时期，国家缺乏统一秩序，“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成为普遍现象：谁手中掌握的军队人数多，谁就拥有更多话语权和实际控制力。

按照当时的政治体系划分，每个省的督军是实际掌权者，省长虽然名义上是一把手，但实际权力往往受制于督军。类似于1931年至1943年的中国国民政府，总统林森名义上是国家元首，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却是蒋介石。这种关系与各省督军与省长之间的权力格局非常相似。各省督军掌握的军队数量和实力，则完全取决于个人背景和手段。

中华民国刚成立时，北洋政府在袁世凯的协调下，军阀割据现象尚不明显。省长和督军之间存在一定制衡，双方互不依附，职位调动频繁，督军虽有权力，但尚未达到后期割据时期的高度。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府无法再控制各大军阀，各省督军开始形成割据，各自掌握本省的军队，逐渐摆脱中央管束。最初，省长仍有一定影响力，但随着北洋政府的号召力衰弱，省长角色逐渐边缘化，军政大权完全集中在督军手中。

各督军无法形成统一目标，为了自保，他们开始暗中发展实力，形势类似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最初，每个省的军队数量就是该省原有的军事力量，军阀发展方式直接影响其后续势力：有的逐步壮大，有的则逐渐衰弱。

张作霖和阎锡山是典型例子。张作霖初到奉天时，手中仅有一个兵力不足一万人的师，其中还包括一些临时招募的土匪。袁世凯去世后，他通过吞并周边小军阀、招安土匪扩大实力，到1918年总兵力不足三万，装备落后。张作霖深知钱和武器的重要性，通过扩大对苏联和日本的贸易，改善东北经济。财富充足后，他大量招兵买马，并购入欧洲先进武器装备，组建了中国首支空军。到1926年，他的军队已超过二十万人，装备在国内各军阀中最为精良。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在东北虎视眈眈，却不敢轻举妄动，直到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后才采取行动。

阎锡山则是另一典型，他起初掌管山西时，省内贫穷且交通闭塞，工业几乎为零，税收有限，军队仅万人左右。他上任后，积极开发资源、修建道路、与外国商人做生意，引入基础工业和军工业，改善经济。几年后，他军队名义上达到二十万，其中可直接调动的部队超过十万，使山西成为民国最具实力的省份之一。

相比之下，冯玉祥虽然擅长打仗，却缺乏管理能力，不愿意将权力交给其他人，导致经济困窘，军队经费不足。即便早期号称有十万大军，后期也难以维持。其他一些省份的督军则存在感极低，因为地方小军阀不受北洋政府管理，督军实际上无法掌控实权。

因此，民国时期一个督军手中掌握的军队数量并非固定，而是根据个人能力、资源和经营方式而定。这也导致了整个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和割据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