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绝症病人管够的止痛药,他能恢复健康吗?如果把7000万分为:数百万每年交给崇祯,帮大明缓解金融危机,拖几年是没问题的。但事实上,明亡不是钱或气候的问题,而是国家机器失灵导致的王朝脆皮。
绝症患者:看起来各个部件都有,丧失的却是免疫力。明朝亦如此。崇祯不过是接了一个看似完整的社稷。事实上,整个的国家机器已经是失效了。
我们不能从崇祯开始研究晚明。明亡的核心因素是:自万历中晚期开始,多年忽视朝政,对明代的庙堂生态和中央执行力造成的持续破坏。别只盯着崇祯庙堂看啊,事实上,万历的拉胯治理已经对大明造成了令人震惊的打击。
首先是:地方官名存实亡、缺官不补、奏章留中:万历二十九年,京都缺尚书3、侍郎10、科道94;地方失州抚3、布政司66、知府25。三十年,御史失9。三十一年,地方州县10之缺5。三十四年,六部失者多矣。沈力,朱庚等请补不听。三十六年,六科30人尚留数人。四十年,内阁仅1人,六卿仅1人、六部仅1人,六科等皆不过10人。万历万年,六科余3;十三道御史余5……
无论是“请补不听”还是“缺官不补”,在《明朝那些事》中描述得很有趣,似乎万历帝是最早发起“无庙堂主义者”的人。而事实上,在真实历史里,官员不补是一种罕见的恶性治理。
人民的处境从来没有像明月所描述的那样:因为没有监督而悠闲自在。原因就像松子所说的——无论庙堂有多糟糕,总比无庙堂状态好。如果朝廷不接管国家的权力,自然会有人去接管。结果,在万历朝官员短缺一半的状态下,地方是谁掌权的呢?
乡绅。晋绅豪横,指退休的乡官、勋官或子女以及科举后在家的进士、举人、贡生等。在明代,那些有推荐权和参加科举的人都有免税权。所以,那些联宗通谱的、招募女婿的、收纳门徒的人也纷纷前来。
他们利用急需之机,馈赠捐款,以钱为仗。官员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经常与他们勾连。士绅族人犯了法律,在刑审时,豪奴报一声“主人召唤”,立即让他们摆脱困境。关于不合理的诉讼,也可通过豪族的来信来解决。
士绅虐治乡内的现象更为普遍。大学士王应熊之弟有暴倾。乡民们控他480项罪名,170多万两赃物。学士周延儒、温体人、御史唐世济、翰林陈于泰及其家人和子女都是以暴力和违法行为而闻名。
那些退休并住自家的官员,也利用官爵余力,抢劫乡民、鱼肉佃户,上欺下骗,让小人物无处申诉。若地方官保护百姓,惩罚豪右,就会群起而攻之而无好的结果。
如:万历间的一下县长:叶县朱秀儒、泾县何廷奎、长安沈廷芝、渭南张栋、应城罗慎、扬州刘铎、龙岩邓藩溪,被诬告而不得晋升,或以诬陷地方官敦征豪税的借口,或因直案受累而被逮捕并监禁。
其时,吏部外郎赵南星说:“乡权大于守令,横行无忌,谁敢挡何。”彰显着乡绅的豪权。你或许会说:自古以来,我们一直是个皇权不下县的国家,乡绅统四面八方。明朝的乡绅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你知道这是钱的问题——士绅免税。在权力虚空的情况下,天下各地乡绅无不加紧逃税,严重损害了大明税基。小冰时代并非崇祯独有,整个明朝都处在小冰时期。崇祯的财政问题:是税基被摧毁,税收出不来:主要方式有:拖欠和占耕。
如顺天府丞戴澳,该交的款粮占全县的一半,故意拖欠。奉化官府经常因怕惩罚而不敢督促。南直隶占地数万亩的豪绅,很多税目没有按时缴纳。说他占田纳粮,他说这是荒地。官府想开荒,又说这是民业;结果养出一个大胖子,在公有和私人两边左右横跳。
其次,是税收特权现象——“优免”、“包罗”、“分洒”和“欺骗性发送”。历代都有关于特权阶层优待和豁免的法律法规,但实际上他们享有的比法规规定的更多。如,松江士绅的,无论官阶高低或土地多少,都没有服兵役的负担;
乙榜从其官级的大小来分区别。多的免征二三千亩,少则免征三五百亩。崇祯年间,陈启新说:士绅“无税、无兵、无粮、无产税”,所以他们一天比一天富裕。
尽管士绅们拥有大量的土地,但庙堂可征之税只减不增。为何?因为朝廷只能将税收配额分配给剩余的个体经营农民上,如此沉重的税收使得大量自耕农只有一条逃荒之路。江南缙绅蔚起,优免日多,“应役者什仅四五”。
难怪明代有越来越多的流民,将全世界的赋税压在了日益减少的个体农民身上。由于当地士绅的鱼肉,疯狂的土地兼并,以及朝廷的重税,各地的农民完全失去了生产热情:
《农政全书卷八至十二》:以河南为例:土地荒芜,水利失修,民不聊生。山东尤其荒凉,义县有田芜而捕民赋,约2万人;平度州因年岁不足而逃亡,村无人烟。《陕西同治第57卷》。寿光荒凉,招流民来垦。
西北形势也非常严峻。昔日沃野变荒原。《陆水客谈话》:人皆弃家园,漂泊而去。由严急监督,不敢复业。无怪乎成流寇,难治焉。因此,万历期哪里是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繁荣时代?就是一个乡绅扩张、皇权虚空、贪腐猖獗、百姓痛苦不堪的时代。
最后,万历自己也极度奢侈。对亲族的奖赏毫无顾忌,皇室开支已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神宗婚事,织布费达9万两。万历五年,皇女降生,户部进10万两。陆王购珠宝,出20万两。二十六年,购置珠宝,用2400万两。太子婚礼,用934万两,袍服费又超过270万两。
建三殿,才木930万两。三十六年,七公主大婚,并使12万两。包括熹宗也是个花钱的角色。天启七年,三殿计600万两银子。
万历无意改革国家事务,对地方的行政崩溃也毫无察觉。但凡缺钱,他就采取最直接的途径——派宦官去征收矿税,到处搜拿。至于改造庙堂?张居正之后,神宗长期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接着,在一些人眼里救国于水火的阉党手中,大明的庙堂环境改善了吗?熹宗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宦官周应秋任大臣。每派放官吏,皆按官阶大小索费,日得万两,遂有“周日万”之称。故州县的官员是用钱买的,后以“科罚”和“羡余”为补。县衙的助理官员,如司捕、纳粮和清徭的,皆借权力勒索。任时空阆而来,辞后满载而归。
这便是魏公公,他在“阉党大爱论”中是可以“从东林党内掏钱”的,有能耐掏出来没问题,但掏出来的就不拿给国库。有人说,魏忠贤治下至少有钱支付军饷啊!是吗?
从万历三十八年到天启七年,云营债务累计达到900多万两。就时间而言,天齐欠款数量最多;陕西四镇亦不少。自万历四十六年以来,拖欠率逐年上升。在天启时期,宁夏三镇几个月无响,个镇多年无响;至于偏远镇,亦有两三年无银粒。崇祯元年,欠陕西镇30个月;第二年2月,固原连续36个月缺薪。为了解决困难,朝廷提出了减响的建议。盐城、宁州和固州每年削减6万多两白银。
此外,由于军官的严重贪钱,明朝户部实施缺额工资,即一万人只付六千人,因为知道报不是实际人数。然而,这种政策迫使所有将军谎报人头,并进一步削减了士兵的待遇。到了崇祯年,军兵与乞丐没有什么不同。
1627年,士卒皆“衣不遮体”和“日不复食”,甚至把卖妻儿,置换盔甲和器备。1631年,士卒仅得五钱银子每月,斗米价格高达六七钱。五钱尚不能维持十天。
1637年,陆向胜至山西检防。看到士兵们又饿又冷,遂上奏曰:所见饥寒交迫,四处借债,鼓制弓箭枪韧,皆典当矣。每数一卒,单衣无裤之人皆有之,臣无不凄然泪下。"这就是晚明的窥中一瞥。
近年来,由于历史的逐渐“开玩笑”,以及中国官历只关注上层建筑的事实。这使得不少人在读史时不经意用游戏的视角来代替。好像你点个鼠标,就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指出的是,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王朝不是SLG游戏,高层的政策往往很难传递到末端。
崇祯缺不缺钱?当然缺。但最主要的还是整个庙堂机制的崩塌——在地方上,该征税征不上来,在朝廷,该花的钱花不下去。两头的效率一起降低,这自然很难处理。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必然要重建一套有效的国家机构,与整个官绅群体抗衡。可惜崇祯明显缺乏勇气,因此只能喝毒药解渴,通过增加税收来维持,但这就叫抱薪救火。
其实,只要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运转,无论困难有多大,都是可以克服的。例如,唐代安史和清代的三藩,都比李自成更危险,但唐和清都幸存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两个朝代的庙堂权力仍然存在。
《石壕吏》揭示了百姓的痛苦,可同样说明了——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基层架构仍然拥有相当大的行政力,即使靠近前线的地方仍在为军队运送补给。这是一件大事,表现出了唐代庙堂的分配力并没有完蛋。
崇祯庙堂呢?他们甚至不能向陕西派遣地方官员:二年(1629年),延安、庆阳、平凉知县一半缺席。七年,陕西上奏:地方官员短缺30多名。八年,刘汉辉上疏曰:补官不易。自一年,西安无州官,任命过的也不去上任。
这种治理水平能赢得战争?崇祯庙堂基本上与常凯申时期相同——多彩而空洞。表面上有齐全的内脏和整齐的机构。事实上,内力缺失。
晚期,朝廷仍在激烈的党争,大臣们仍在内斗,皇帝仍在发“罪己诏”,事实上,基层并不十分关心京师那帮人怎么搞了,因为大多数地方都没京师的人了。
1643年,5郡80县皆成一片废墟。民死于饥三,死于疫三,为窃者四。1644年,东城郭庐,白骨弊野。1645年,谷城四县无民。1646年,凤阳,四州赤地千里,几无鸡鸣。1647年,潜、太、宿四县十室九空。 行千里而无一耕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了解崇祯时期颁发的政策都很有趣。 就好比“萌国”:就如同一个五颜六色的控制台,似乎有各种各样的按钮,但按下后,却没有回应。崇祯朝廷也是如此。
庙堂的所有计划和策略都需要有人来实施。税需要收,军队需要领导,官员需要履行他们的职责,但晚明没有这些,他的兄弟和祖父早已摧毁了整个的国家机器。
所以,给崇祯钱就等于给我们援助49年的“萌国”。常凯申不缺钱,而是动员、指挥、效率和纪律。即使你把整个美丽国的武器都交给他,也只是让泥腿子的装备更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