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周时期，赵匡胤的军中资历较浅，这也让他得以成为柴荣的心腹，帮助柴荣平衡当时军队内部的权力结构。那时，像李重进这样资历深厚的老将军，早已在军中建立了极高的威望。赵匡胤后来黄袍加身，夺取了柴家的江山，这一切的成功，除了赵匡胤自身的能力外，也得益于柴荣对他的极大信任。柴荣去世前，甚至把李重进这样的强将外放到扬州，担任淮南节度使，把所有可能对赵匡胤构成威胁的势力都排除在外，只留下韩通一个潜在的对手。

然而，柴荣显然没有意识到，赵匡胤背后并非孤军作战，他还有一个强大的支持团体——“义社十兄弟”。这些人不仅是赵匡胤的朋友和盟友，许多甚至已经被安插到禁军的重要位置，诸如殿前司和侍卫司等关键军事机构，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因此，赵匡胤能够在杯酒释兵权时顺利收权，不仅仅依靠个人的魅力，更因为他手握一支强大的十几万人的禁军。首先，他铲除了潞州的李筠，再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打败了淮南的李重进，向全国宣告自己不仅是新皇帝，而且有强大的军队支持。随着反对势力的消失，赵匡胤能够顺利集结更多的财富与权力，最终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赵匡胤无疑是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和谋略家。除了兵变这一事件，赵匡胤的其它表现都值得称赞。而即使在兵变之后，他面对的局势也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最终统一南方小国的过程中，有人批评他通过杯酒释兵权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但这种决策要放到当时的背景来看，并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事实上，他并没有彻底削弱武将的地位，而是通过合理调整和收集兵权来实现中央集权。对于宋朝的军事疲软，其根本原因在于澶渊之盟带来的和平，而这一局面与赵匡胤个人的选择并没有直接关系。赵光义的出现使得皇帝能够直接参与军事决策，从而影响了军事体系的稳定性。

至于契丹和夏州的问题，契丹在10世纪早期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封建国家。在中原局势动荡不安时，契丹则已经拥有强大的国力，除非中原能够迅速整顿军事，否则很难对契丹进行一次战略性的打击。而赵匡胤选择“从长计议”，并非软弱，而是考虑到长期战斗对国家资源的巨大消耗，尤其是当时的中原需要恢复生产。

赵匡胤的政治理念并不如一些人所说那样崇文抑武。与他前任的郭威和柴荣不同，赵匡胤在掌握军政大权后，并没有削弱武将的地位，而是积极培养和提升武将的地位。郭威和柴荣在位时，军队和文官之间的矛盾相当严重，郭威死后，柴荣的地位并不稳固，且军队并不完全服从。然而，赵匡胤在登基后，从中汲取教训，努力改善与武将的关系，甚至通过与武将的联姻，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他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更多的权力被授予自己的亲信和幕僚，而这些人通常都是自己的武将出身。

最后，关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这一举措可以说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在那个时期，武将的权力和影响力过大，甚至足以威胁到朝廷的稳定。通过这种方式，赵匡胤不仅消除了潜在的军事威胁，还为后续的南征和统一奠定了基础。即使有些人批评他过于削弱武将的权力，事实上，赵匡胤的这一决定并非轻视武将，而是为了实现长期的稳定和国家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