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史书中，李世民被描绘得异常出色，几乎把李渊的存在感掩盖了，给人一种大唐的江山仿佛是李世民一手打下来的错觉。然而，李渊作为大唐的开国皇帝，岂能是一个平庸无能之人？事实上，李渊在太原起兵时所运用的谋略就能看出他在政治上的高明手段。 在隋朝末年，杨广昏庸无道，天下各地的豪杰纷纷起义，战火不断，大家都在争夺皇帝的宝座。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渊作为太原留守，感受到了内外压力，于是开始准备起兵，向杨广发起反击。对于一支大军来说，最需要的莫过于一个稳定的后方。如果后方的老巢被敌人攻破，前线的军队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李渊同样需要一个安稳的大后方，既能稳定军心，又能保障后勤的供应。太原城，作为李渊的老巢，不仅历史悠久，还位于战略要地。它曾是晋国的都城，赵国也曾将其作为首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原地理位置优越，从这里出发，西可控制长安，东可直通洛阳，堪称一块“龙潜”之地。 为了顺利起兵，李渊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储备了大量的武器和粮草，手下的将领也都精兵强将。然而，李渊最为担心的却是太原城的安全。城外有强大的突厥势力，以及由突厥支持的汉人山寨政权——刘武周。李渊最怕的就是在他前方大举用兵时，背后被突厥或刘武周突然袭击。如果太原被敌人攻占，李渊就失去了立足之地。所以，他整日思索的重点就是如何确保自己的后方安全，避免两面作战的困境。 李渊深知，若能稳住突厥，他便能消除后顾之忧。因为只要突厥站在他一方，刘武周自然不敢轻举妄动。除此之外，李渊也希望能从突厥处获得一些优质战马，进一步壮大自己的骑兵力量。因此，李渊给突厥的始毕可汗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起兵的动机，并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他表明自己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杨广，把他从江都召回长安，恢复与突厥的和亲，简单来说，就是希望通过和亲来拉拢突厥；第二，他希望突厥可与自己一起出兵南方，但有一个前提，即不要侵扰百姓；第三，若突厥不愿长途奔波，李渊愿意将所有的战利品献给他们。 实际上，李渊深知，始毕可汗不可能和自己一同出兵南方，这封信的真正用意，更多的是通过表态，争取始毕可汗的支持，同时测试突厥对自己起义的态度。他特别注意了一点，即信中签署“李渊启”而非“李渊书”。在古代书信中，“启”表示对上，而“书”则是平级或平等关系。这种用词的差别，显示出李渊在向始毕可汗示弱，实际是一种战略上的巧妙伪装。

始毕可汗收到这封信后，非常高兴，因为在突厥与隋朝的交往中，杨广屡次挑衅，使得两国关系破裂，突厥也因此与隋朝发生了多次冲突。始毕可汗一直对杨广心怀怨恨，看到李渊的信后，便乐意与他合作，并立即回信，表达了对李渊起兵的支持。 然而，始毕可汗在信中提出，希望李渊迎回杨广，并且自己称帝，这让李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接受始毕可汗的建议，李渊将成为突厥的傀儡政权，而不是独立的皇帝。因此，李渊果断拒绝了始毕可汗自立为帝的提议，选择了让杨广退位，由杨侑继位为帝的方案。这一举措看似是为了扶持隋朝皇室，实则为自己的目的铺路。 李渊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一种“遮羞布”，外界看似他是为了国家利益着想，实则是为了为自己在起义成功后奠定合法性，摆脱“造反者”的标签。 起兵之后，李渊也不忘在旗帜的选择上做文章。由于隋朝的旗帜是红色，而突厥人的旗帜是白色，李渊选择将红色和白色相结合，既避免了与突厥过于接近，又能让各方力量信服。

李渊的精明不仅体现在旗帜上，他在战略上也非常老练。当突厥送来一千匹战马时，李渊只购买了其中的五百匹。这样一方面避免了过度依赖突厥的支持，另一方面又避免让突厥觉得自己可以通过马匹交换更多的资源，反而减少了后期可能的风险。 同时，李渊通过派遣刘文静向突厥请求支援兵力的举措，实际上是给刘武周施压，让其知道自己与突厥有了合作关系，并暗示突厥的兵力随时可能来支援自己。这既是为了拉拢突厥，也是为了威慑潜在的敌人。 通过这一系列精巧的手段，李渊成功稳住了突厥的态度，保障了太原作为他起兵的稳固后方。最终，李渊带领大军征战长安，开启了大唐的盛世局面。 由此可见，李渊不仅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更是一位拥有高超战略眼光的军事统帅。他的精明与谋略，才为大唐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