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向川南地区推进。当部队接近川、云、贵三省交界时，几名衣衫褴褛的农民忽然出现在队伍前方，挡住了去路。这些农民背着武器，神情坚毅，自称是“红军”，并表示他们正在等待周恩来总理的命令，准备重新归队。

起初，解放军并不相信他们的话，以为这只是一些冒充红军的人。然而，当这些农民提到自己的番号时，解放军战士们都愣住了，目瞪口呆。大家不禁疑惑，这支自称“红军”的队伍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会在这里等待周总理的指示呢？ 回到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进军川南地区，一支部队行至川、云、贵交界时，一些衣衫破旧的农民挡住了队伍。解放军连长走上前，问道：“同志们，有什么事吗？”农民仔细打量他后回答：“小同志，我们是红军，现在在等周特派员周恩来的命令。周同志来西南了吗？”

这话让解放军战士们一时间愣住，随后他们迅速反应过来，急忙问：“你们是红军？现在已经没有红军了，你们是哪个部队的？”那名农民自豪地回答：“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听到这话，解放军战士们眼中湿润，立刻将情况上报给上级。

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1953年。当时党组织召开遵义会议，确认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但形势依然严峻。川军派出八个旅追击红军，红军无法过江，同时薛岳的军队也从贵州赶来，企图彻底消灭红军。为了确保红军生存，中央军委决定停止渡江计划，命令红军迅速撤离四川，转战川、滇边境的镇雄地区。 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与敌军激战，尽管敌人紧追不舍，为了增强川南革命力量，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别委员会”，继续与游击队合作作战，并负责接收撤退的伤员。

虽然这支部队与主力部队脱离，但它并非普通游击队，队伍中有红六师政委徐策，以及军委团干部余泽鸿等重要干部。即便彭老总心中不舍，但为了革命胜利，中央不得不作出这一决定。

历史记载，当时主力部队撤走了300多名战士，加上伤员，总人数超过400人。2月14日，经过整编，这支队伍改称“川南工农红军农民游击队”，刘谦臣担任司令员，徐策担任政治委员。 不久后，游击队召开干部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亲自到访，向大家传达重要指示。他告诫游击队员三项任务：第一，克敌制胜，保护红军主力；第二，照顾和治疗伤员；第三，建立革命根据地。周总理对坚守岗位的战士表示崇高敬意，并承诺：“分离只是暂时的，革命胜利后，我会尽快通知你们回归。”战士们坚定回答：“周副总，您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949年2月17日，川南游击队与叙永县游击队合并，人数增至600余人。王逸涛被任命为司令员，刘谦臣为参谋长。王逸涛曾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成为司令员顺理成章。 然而，这个王逸涛差点让游击队全军覆没。为了迷惑敌人，游击队主动吸引敌军火力，为主力红军赢得宝贵撤退时间。敌人果然上当，派数万大军围攻游击队。尽管只有600人，他们毫不畏惧，反而为能成功拖延时间而自豪。

尽管伤亡惨重，他们仍完成了任务。游击队随后继续在川、贵、滇地区开展游击战，屡次击败敌人。多次战斗中，游击队在大石盘地区与民兵团激烈交战，为掩护战友撤退，组织部长戴元怀及十余名战士英勇牺牲。面对背叛和困境，游击队始终坚韧不屈。

随着红三军到来，王逸涛曾提出随主力行动，但最终被劝留下。随后，他因个人原因叛变投敌，向敌方提供情报，造成游击队和地下党组织重大损失，最终被捕处决。

尽管如此，游击队未被击垮，在徐策政委领导下，与黔北游击队联合，组建川云黔边区游击纵队。不幸的是，游击队在一次突袭中遭遇伏击，经过长时间激战脱险，但徐策在战斗中受伤，为不拖累队伍，他指挥战士放弃自己，最终壮烈牺牲，游击队损失惨重，伤亡超200人，剩余队员仅600余人。

游击队并未因此倒下。在余泽鸿接任政委后，他们继续分散在扎西、镇雄、叙永等地开展游击战。随着队伍壮大，更多百姓加入。然而，敌人不断追击，到1935年底，游击队员已所剩无几，战斗愈发艰难。

余泽鸿不愿被俘，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英勇牺牲。随后，游击队残余力量在刘复初领导下继续坚持，度过最艰难的时期，始终未放弃。

1945年，川南游击队的战斗逐渐结束。至1947年，云南游击队在殷禄才和陈华久领导下坚持了12年，直至被国民党围剿壮烈牺牲，彻底结束了这段光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