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在东京郊外的一座老洋房里，38个身穿洋装的年轻人整齐地排成两排，低着头，听着管家读父亲写给他们的家书。信纸的末尾盖着鲜红的肃亲王印，然而字迹却因颤抖而显得凌乱。这是他们的父亲，善耆，在病床上为他们写下的最后一封信。 信中写道：“尔等须牢记，大清血脉不可断，但中国二字，从此与你们无关。” 这句话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切断了38个子女与故土的最后联系。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位晚清的最后一位铁帽子王，临终时竟会留下如此羞耻的印记，给家族烙上“背叛”的烙印。

从王爷到“卖国操盘手”，善耆的命运如同过山车一般剧烈起伏。35岁时，他继承王位，成为紫禁城内一位强势人物，敢于查办贪官，整顿税务，甚至敢于冒犯亲王的威严。然而，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府被洗劫一空，他穿着破旧棉袄逃到热河，看着祖宗的基业瞬间崩塌，心情无比沉痛。 转折发生在1907年，川岛浪速，日本间谍，带着两箱《清会典》找到了善耆。开口便提出了“满蒙自治”的主张。善耆看到箱中的书，突然激动地拍案而起：“满洲旧制，你们日本人竟比我还熟？”这次拍案惊动了两国的命运，从此善耆与川岛的关系变得密切。川岛成了他王府的常客，两人常常关起门来聊起复辟大计，甚至一聊就是一整夜。 不久之后，善耆将长子送往东京“游学”，并将38个子女送往各地。22个进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余的则去学习医学、法律或是如何成为“上等人”。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将王府的后代变成“东瀛的宿舍”。 1912年清帝退位之时，善耆在东京租了一座小楼，挂上了“满洲贵族子弟育英会”的牌子。每天早晨，穿着日本海军制服的满族少年整齐列队出门，步伐一致，仿佛进入了军营。在这些孩子中，最出名的就是老十四显玗。6岁那年，她被过继给了川岛浪速，离开了亲生母亲，哭得撕心裂肺。

然而，这个曾经的王府格格的命运更加悲惨。17岁时，她被养父强暴，随后剪去长发，改名川岛芳子，成为日本关东军的“红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她骑马进入奉天城，记者们纷纷拍下她马鞍上的皇室徽章。她与日本军官谈论“满洲国政体设计”，并且以残忍的方式处理反日文人，成为日军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善耆临终时，依旧没有回过北京。1922年，他病重时，日本政府曾提议在东京为他建墓，但清朝的遗老们强烈反对：“异国之土，怎能葬大清王爷？”最终，他的灵柩被安置在东京的传通院，直到30年后才被迁移。 他最疼爱的女儿川岛芳子则在刑场上迎来了她的“风光”时刻。1948年，在北平第一监狱，当法官宣判她死刑时，她突然用满语喊道：“我是肃亲王的女儿！”临刑前，狱警听见她在牢房中哼唱《满江红》，那凄厉的调子让人毛骨悚然。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没人再记得她曾是王府中的格格，所有人只记得她这个穿着日军制服的女魔头，亲手将婉容皇后押进轿车，并且策划炸死张作霖。

善耆的38个子女，命运各异，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在伪满洲国做通译官，给溥仪翻译日本的诏书；有的则坚决不穿日军制服，宁可饿死；更有甚者，有个子女去了奥地利学音乐，回国后谱写《满洲挽歌》，因此被关东军追责多年。

然而，大多数子女都仿佛断了线的风筝，漂泊四方。有的成为德国的医生，有的在英国开餐馆，还有一个姑娘嫁到了比利时，甚至再也没说过满语。1945年日本投降时，38个子女中，只有4个敢回国，剩下的则对家族的族谱完全不认。

如今，在北京东城区的那条老胡同里，肃亲王府的牌匾早已被砸掉当作柴火。唯一留下的，是旅顺博物馆里展示的善耆穿着朝服的照片，照片里的他表情严肃，仿佛无法看出他临终时，紧握着子女们的手，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历史老师常常说“封建残余害死人”，然而谁能想到，一个曾经的王爷，竟然会让38个孩子都沦为“洋买办”？善耆的一生，堪称笑话：活着时想复辟，死了却成了汉奸的父亲。若要给他刻碑，或许最该刻的，不是“铁帽子王”，而是他临终时的遗言：“别给中国卖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