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撕裂了沈阳的夜空。此后，东北大学被迫流离，转徙北平、西安，成为第一所抗日流亡大学。

这所始建于1923年的高等学府，含泪告别白山黑水，拉开了中国高校十四年迁徙的悲壮序幕。

这场被后世称为“教育长征”的迁徙，不仅重塑中国教育和文化版图、锻造国民精神，更是保存中华文脉，守护中华文明。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11月8日，由三明学院主办，厦门大学对口支援、华东师范大学沪明对口合作、全国40余所高校支持的中国高校抗战迁徙陈列馆在福建三明正式开馆。

11月8日，中国高校抗战迁徙陈列馆，在福建三明学院正式开馆。 本文图片均为中国高校抗战迁徙陈列馆供图

展馆全景式再现1931年至1945年抗战期间，中国150余所高校为保存大学文脉和中华文明火种艰苦卓绝的迁徙过程和复校历史。

“烽火连天日，弦歌不绝声”。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传承这份在艰难困苦中玉汝于成的精神力量。

迁徙：万里踏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短短数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众多高校首当其冲，面临着被战火摧毁的危险。

7月29日，北平沦陷前夕，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秘密召开教授会议，决定将校产封存，师生分三路南迁：文科赴长沙与清华、南开组建临时大学，理科暂留北平，部分师生辗转香港赴昆明。

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在清华园被日军占领前，将全校图书、仪器分装3000余箱，通过铁路运往汉口，后转长沙。物理系教授赵忠尧为保护50毫克镭，扮作乞丐徒步1500公里，将“国宝”安全送至长沙。

南开大学作为私立大学，张伯苓校长拒绝日军“合作”邀请，将校产全部变卖，师生携带着“允公允能”的校训，与北大、清华共赴长沙。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这座中国近代工业与文化的摇篮，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

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决定和复旦大学组建抗战时期第一所联大——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分别西迁至贵阳和重庆；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下令将电机、机械等核心系科迁至法租界。后因租界沦陷，又分批转移至重庆小龙坎，建立“交通大学重庆分校”；同济大学校长翁文灏拒绝日军“中德合作大学”的诱惑，最终于1940年落户四川李庄；浙江大学则从杭州出发，历经浙江、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福建七省，行程2600余公里，被誉为“文军长征”。

陈列馆显示，从1937至1945年，中国高校经历了三次大规模迁徙，分别迁往西北、西南、东南和华北敌后区。

相较于华北、东南高校的大规模西迁，闽粤高校多选择省内或邻省山区隐蔽办学，形成了“小规模、长时期、深扎根”的特点。

1937年底，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带领全校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书籍，跨江渡海、跋山涉水800里，终于到达长汀。1938年5月，随着日军铁蹄逼近东南沿海，福建省会福州告急，省政府紧急决策将省会迁至闽中山城永安。

厦门大学萨本栋校长在被炸毁的校舍前。

这座偏居福建腹地的山城，由此开启了一段持续七年半的战时文化教育坚守史。1940年起，福建省立农学院、师范专科学校等相继在此落地。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学的讲台与抗战的前线几乎重合，师生的笔杆与战士的钢枪共同对准敌人。1936年，在民族存亡危急关口，中共作出了大规模培养干部的战略决策，在前身中央红军学校基础上，于陕北瓦窑堡创办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随着抗战全面爆发，为了更直接地服务前线，抗大总校毅然挺进日寇后方的晋冀豫边区。

与抗大并肩作战的，还有另一支“铁的文化纵队”——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合一，组建华北联合大学。

是年8月，华北联大1500名师生通过葭县东渡黄河。他们穿越敌人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历时三个月，徒步3000里，最终扎根于河北阜平的深山之中。

文脉：薪火相传

高校迁徙，首要任务便是保存文脉。那些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典籍、文物和学术资料，是民族的精神财富，绝不能在战火中消逝。

在迁徙过程中，师生们小心翼翼地打包每一本图书、每一件文物，将它们视为比生命更珍贵的宝贝。天津战事爆发之际，北洋工学院校长李书田组织在校师生，不分昼夜地抢运出200多箱仪器药品和文献资料。

在迁徙的过程中，中国高校不仅保存了文脉，更以通才教育启迪民智，使“文化堡垒”与“抗战前线”血脉相连。西南联大拥有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华罗庚等大师级的教授群体，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如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以及100多位两院院士，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为国家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有1100余名学生投笔从戎，约占学生总数的14%。图为欢送从军同学。

西北联大迁徙学生行进中。

与后方的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相比，华北联大的环境更为险恶，条件更为艰苦，牺牲也更为巨大。学校提出“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口号，学生们在田野间、在山坡上，如饥似渴地学习，他们身后，就是随时可能响起的枪炮声。

华北联大的学生刻苦学习。

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对民族的忠诚。六年间，华北联大转移驻地23次，平均每三个月就要搬迁一次；共有121名师生牺牲，其中最年轻的只有17岁。

这些高校在迁徙过程中，不仅坚持办学，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他们利用自身的知识优势，为抗战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浙江大学在迁徙过程中，协助浙江省图书馆搬运四库全书至贵州贵阳，保护了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央大学在重庆期间，积极开展农业科学研究，为战时粮食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中山大学西迁云南澄江，地质系杨遵仪等在考察澄江帽天山后，在论文中提出“帽天山页岩，从上到下有一种低等生物化石”。这一发现，最终成就了“20世纪生命演化重大实践中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武汉大学矿冶系邵象华受资源委员会为邀请，提出建立小容量现代化碱性平炉炼钢厂的方案。在四川綦江亲自设计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小平炉并主持建设，为当时的钢铁生产做出了贡献。

厦门大学师生在长汀，他们以祠堂为教室，以庙宇为图书馆，但学术的火种从未熄灭，被誉为“南方之强”；福建省立医学院的师生，在沙县的关帝庙里，守护着“救死扶伤”的初心；福建协和大学迁往邵武，师生成立抗战建国研究会，将救亡的呼声传遍乡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师生在南平的山坡上，摆出“抗战到底”的巨幅标语，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国重任。

福建省立师范学校学生在永安大湖建造“抗战建国阵亡将士纪念碑”。

精神：永续传承

迁徙的高校与抗战前线紧密相连，成为抗战精神的重要传播者和践行者。高校师生们通过学术研究、文化创作和抗战宣传等方式，为抗战前线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和智力保障。

在学术研究方面，高校师生们针对抗战实际需求，开展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研究。西南联大的物理学家们研究出了适用于抗战的无线电技术，为军队的通信联络提供了重要支持；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师们设计建造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提高了部队的防御能力。

这些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抗战前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化创作方面，高校师生们出版抗战图书，创作大量鼓舞人心的文学作品、音乐作品和戏剧作品。大夏大学马宗荣、谢六逸教授主持贵州文通书局编辑所，坚持以“团结抗战、繁荣学术文艺”为指导思想，出版200种、10万册各种图书。

在抗战宣传方面，高校师生们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他们走上街头，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宣传抗战政策和抗战精神。他们还利用学校的广播电台和刊物，传播抗战信息，鼓舞士气。这些宣传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抗战的形势和意义，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高校的复员工作也拉开了序幕。

1946年5月，浙江大学复员专车。

然而，复员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许多高校在复员过程中面临着校址收回困难、交通不便等诸多问题。但即便如此，中国高校师生依然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逐步恢复了正常的办学秩序。

在复员的同时，一些高校也选择了留赠当地，为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如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留赠四川，发展为西南财经大学；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和师范专修科为基础，发展为贵州师范大学；东北大学部分院系留川，发展为四川师范大学和西华师范大学；西北工学院留在西安办学，发展为西北工业大学……这些留赠行为不仅促进了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版图的重塑奠定了基础。

此外，还有一些高校在复员过程中选择了合并或重组。例如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甘肃兰州设立分院并招生，后发展为西北师范大学……这些合并与重组行为进一步优化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提高了教育质量。

中国高校在抗战迁徙中展现出的坚守民族大义、教育救国、坚卓不屈的精神，与“抗战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天，中国高校抗战徙迁陈列馆的开馆，不仅是对那段烽火岁月的深切缅怀，更是对教育救国精神与民族复兴梦想的崇高致敬。

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陈列馆，感受那段历史的厚重与辉煌，铭记那些为民族教育而牺牲的先烈和先驱。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携手并进，为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而不懈奋斗。

（本文史料主要来源：中国高校抗战迁徙陈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