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廉鲜耻”这个成语最早出现在汉代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中。

司马相如，这位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公元前117年的文学巨匠，不仅以《子虚赋》、《上林赋》等华丽辞赋闻名于世，还曾作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夷，为汉朝开拓边疆立下汗马功劳。

公元前130年，49岁的司马相如奉命出使巴蜀地区。当时的情况十分特殊——汉武帝希望招抚西南夷各部族，使之归附汉朝。但巴蜀地区的百姓和官员对此并不理解，甚至抱有抵触情绪。为了完成任务，司马相如写下了这篇《喻巴蜀檄》，既向当地民众解释朝廷政策，又警示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

在文章中，司马相如写道：“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这短短九个字，道出了他对于当时某些社会现象的不满与忧虑。

“廉”指廉洁、方正，“耻”指羞耻、知耻。“寡”和“鲜”都是“少”的意思，四个字合在一起，形容一个人缺乏廉洁的操守和羞耻的感觉。司马相如认为，若是社会上普遍缺乏廉耻之心，那么风俗就很难淳厚。

有趣的是，这位创造出“寡廉鲜耻”一词的司马相如，其个人感情生活却颇具争议。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传为佳话，但他在长安为官后一度产生纳妾之意，差点辜负了与他私奔的卓文君。若非卓文君写下流传千古的《白头吟》，或许司马相如自己也会被后人冠以“寡廉鲜耻”的评价。历史就是如此讽刺，评判他人者，也难免被后人评判。

“寡廉鲜耻”这个词，虽诞生于汉代，但其描绘的人格特质却在历史长河中反复出现。纵观中国历史，不少人物因其行为被后世视为这个词的生动注脚。

大唐李林甫生于公元683年，是玄宗时期的宰相。他出身李唐宗室，按理说更应该忠于皇室，但恰恰相反，他在相位十九年间，排斥异己，闭塞言路，使得唐朝政治日趋腐败。

李林甫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表里不一。他表面上对人十分友善，满口甜言蜜语，背后却毫不留情地加以陷害。当时人说他“口有蜜，腹有剑”，这便是成语“口蜜腹剑”的由来。

李林甫的寡廉鲜耻体现在多个方面。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力提拔蕃将，使得安禄山等胡人将领势力坐大，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祸根。他还唆使唐玄宗沉迷享乐，不理朝政，自己则大权独揽。

最让人不齿的是，李林甫甚至陷害自己的亲戚。他的女婿杨齐宣为了自保，竟配合李林甫诬陷自己的岳父，这种毫无廉耻的行为，正是“寡廉鲜耻”的生动体现。

公元753年，70岁的李林甫病逝。他死后不久便被削去官爵，子孙流放，棺材也被劈开，改以庶人之礼下葬。唐玄宗后来评价李林甫：“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意思是没有人比李林甫更妒忌贤能了。这位权倾一时的宰相，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成为历史上“寡廉鲜耻”的典型代表。

蔡京是北宋末年权臣，先后四次出任宰相，掌权共达十七年之久。他精于书法，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但其政治品格却与艺术成就形成鲜明对比。

蔡京的仕途起步并不顺利。他早年追随变法派，见王安石得势便支持新法；等到司马光上台，又迅速转向保守派。这种毫无原则的政治投机行为，已经显露出他缺乏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底线。

宋徽宗即位后，蔡京通过讨好宦官童贯，逐渐获得皇帝信任。一旦大权在握，他便开始排除异己，将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元祐奸党”，他们的子孙遭到禁锢，不得为官。这种行为不仅加剧了党争，也使北宋政治更加腐败。

蔡京生活极其奢侈，他喜欢吃鹌鹑羹，每碗要杀数百只鹌鹑；他喜欢食黄雀肫，堆满三大间房屋；他一次宴请宾客，仅蟹黄馒头一项就花费一千三百多贯。当时北宋民间流传着“打破简（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的歌谣，可见民众对其厌恶之深。

蔡京的寡廉鲜耻还表现在对亲儿子的态度上。他的三个儿子蔡攸、蔡绦、蔡翛都凭借父亲权势官居要职，但彼此争权夺利。特别是蔡攸，为了独揽大权，竟排挤自己的父亲，导致蔡京最后被贬官流放。

1126年，80岁的蔡京在流放途中死于潭州。临终前，他写下一首词：“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仍然不忘自己的艺术情怀，却毫无对误国行为的悔恨。

由于蔡京名声太差，以至于无人愿意为他料理后事，最后只得草草埋葬。他死后没有棺木，以布裹尸，埋进一处乱葬岗。这位艺术上的巨匠、政治上的小人，最终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正是历史对“寡廉鲜耻”者的无情审判。

五代十国时期的冯道，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先后侍奉过十位皇帝，而且始终担任高职，长期为相，因此被称为“长乐老”、“政坛不倒翁”。

表面上看，冯道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他生活俭朴，与士卒同甘苦；他关心百姓，曾劝诫皇帝以仁治国；他主持刊刻“九经”，是中国印刷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拨开这些表象，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在乱世中毫无原则、随波逐流的投机分子。

冯道的寡廉鲜耻，不在于他贪赃枉法，而在于他丧失了士大夫应有的气节和担当。在那个兵荒马乱、政权更迭频繁的年代，他不仅没有尽力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底线，反而把顺应时势、明哲保身作为最高准则。

最让人诟病的是他对石敬瑭的态度。936年，石敬瑭为夺取后唐政权，不惜向契丹称臣，并割让燕云十六州，自称“儿皇帝”。这种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奇耻大辱。而当时54岁的冯道，非但没有抵制，反而欣然接受石敬瑭的任命，继续做他的宰相。

后来契丹灭后晋，冯道又主动去朝见辽太宗耶律德光。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冯道回答：“此时的百姓，佛祖再世也救不得，只有皇帝您救得。”这种阿谀奉承的话，竟出自一位自诩为民请命的重臣之口，实在令人齿冷。

冯道的行为，在当时就受到不少非议。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痛斥他“无廉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称他为“奸臣之尤”。这些评价并非过激之词，而是看到了冯道行为背后的巨大危害——他使得士人气节扫地，让投机取巧成为官场常态。

可悲的是，后世竟有人将冯道视为“官场智慧”的典范，学习他如何在乱世中保全自己的技巧。这种价值取向的扭曲，恰恰说明了“寡廉鲜耻”的行为如果不被彻底批判，就会污染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

冯道73岁去世，追封瀛王，备极哀荣。但历史的评判从不因生前的荣耀而改变，这位历经四朝十帝的“长乐老”，最终成为后世批判的“寡廉鲜耻”的典型。他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在乱世中，是随波逐流保全个人利益，还是坚守原则哪怕付出代价？这个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寡廉鲜耻”这个成语，之所以能流传两千年前而不衰，是因为它触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核心观念——廉耻观。

廉耻观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思想，认为这是支撑国家的四根支柱。到了孔子时代，更是强调“行己有耻”，把知耻作为士人修养的基本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廉”与“耻”的区分十分精妙。“廉”偏重外在行为，指不贪不占、品行端正；“耻”则偏向内心感受，指因言行失当而产生的羞愧感。一个人可能表面上很“廉”，但并不一定有强烈的“耻”感。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有些官员看似清廉，却会做出违背道义的事情。

随着时代变迁，廉耻观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先秦时期，廉耻更多与个人修养和贵族气节相关；到了汉代，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廉耻观开始系统化、理论化；宋明以后，理学家们把廉耻观推向新的高度，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虽然其中有些观念显得过于严苛，但足以看出古人对气节的重视。

明清之际，廉耻观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统治者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另一方面，官场腐败却日益严重，这种言行不一的状况，使得社会上的廉耻观出现了分裂和虚伪化的倾向。有些人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私下里却寡廉鲜耻，这种双重人格成为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色。

失去民心是根本原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上的那些寡廉鲜耻者，或许可以欺骗一时，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当他们真实面目暴露后，必然遭到人民的唾弃。蔡京倒台时，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甚至愿意多花钱购买与他同名的“蔡姓”食物，以表达对其人的厌恶，就是明证。

内部倾轧是必然结果。寡廉鲜耻者往往精于算计、工于心计，他们习惯把他人当作棋子，自然也难以获得真正的忠诚。当他们得意时，周围聚集的都是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一旦失势，这些人就会作鸟兽散，甚至反戈一击。李林甫死后被清算，蔡京被自己的儿子排挤，都是典型的例子。

历史评判是最终审判。历史是公正的，它不会因一时的权势而改变最终的评判。那些寡廉鲜耻者，或许可以在生前逍遥法外，但难逃历史的审判。冯道自认为保全了性命和地位，是人生赢家，却不料千年之后仍被后人诟病，这种历史评判比生前的惩罚更为严厉。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不仅让我们看清过去，也帮助我们认知现在。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寡廉鲜耻”的现象并未绝迹，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

看看我们周围：那些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的网络主播；那些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分子；那些抄袭剽窃还振振有词的所谓学者；那些背信弃义还自诩精明的商人……这些不都是当代“寡廉鲜耻”的表现吗？

面对这些现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反思：在诱惑面前，我们能否守住廉耻的底线？

守住廉耻底线，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荣辱观。要知道什么值得骄傲，什么应该羞愧。一个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为荣的人，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廉耻感。

其次要培养内在的道德定力。外在的约束固然重要，但真正能让人在无人监督时也不逾矩的，是内心的道德律令。这种定力需要长期修养，非一日之功。

再次要营造崇尚廉耻的社会氛围。廉耻观的建立，不仅靠个人修养，也需要社会氛围的熏陶。当我们对寡廉鲜耻的行为零容忍，对廉洁知耻的表现予以肯定，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就会提升。

最后要认识到，守住廉耻底线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智慧选择。历史上的教训告诉我们，寡廉鲜耻者或许能得一时之利，但难以获长久之安。而那些坚守原则的人，或许一时吃亏，但终将赢得尊重和信任。

从司马相如写下这个词，到李林甫、蔡京、冯道等人为它添加注脚，再到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它的各种变体，“寡廉鲜耻”就像一面镜子，照出历史，也照见现实。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人失去廉耻之心，就失去了立身之本；一个社会失去廉耻观，就失去了和谐之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有些底线必须坚守，有些原则不可放弃。

这，或许就是“寡廉鲜耻”这个成语，穿越两千年历史烟云，带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