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烧遍了美国的土地，整整烧了好几年。等到硝烟散尽，已经是十九世纪的后半程。那些伤疤没有立刻愈合，但美国确实在慢慢站起来。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肌体却出现了新的裂痕，一些政客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好像只要把视线移开，问题就不存在了似的。

内战结束后，挡在工业发展路上的绊脚石被清理干净，美国工业总算可以放开手脚往前冲。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这时拉开序幕，工业的重心不再只停留在英国，美国、德国开始抢过接力棒。到了七十年代，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机器工业最活跃的中心之一。南方经济也在逐步恢复，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这一时期迅速攀升，仿佛一辆刚刚修好引擎的列车，正加速驶离旧时代。

1872年，美国的GDP超过了英国。等到了1898年，英、德、法三国加在一起的经济总量，也被美国远远落在身后。制造业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人口的膨胀，这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度，正拼命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工业巨人。工厂里涌进越来越多的人，机器日夜轰鸣，生产出来的货物堆满仓库，急需找到新的买家。

但是国内人不够用了。人口增长跟不上产量增长，货堆在那儿卖不掉，怎么办？只有往外找市场。于是，向外扩张不再只是政治口号，而是工业发展逼出来的一条路——美国开始觉得，西半球的霸权需要实打实的物质基础来撑腰。

城市的模样也在变。传统的美国式生活被碾碎，旧日工匠的尊严被机器的节奏替代。劳动越来越细碎，技术越来越不值钱，学徒制度垮掉了，人们从温暖的家庭作坊被赶进工厂和血汗车间。雇主和熟练工人之间的默契断了，谁干活、怎么干、拿多少钱，这些权力统统被攥进资本家的手里。工人想自己当老板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只能被困在流水线的轰鸣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动作。

但农业并没有立刻退出舞台。1880年，农业人口还占美国总人口的65%；到了1900年，依然还有51.7%的人生活在土地上。九十年代起，制造业创造的价值开始超过农业，1900年时，工业产值已经是农产品的一倍以上。不过，农业出口却一直坚挺着。1897年玉米出口达到高峰，肉类产品也在世纪末挤进了世界前三。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经济结构，跟东亚那些以种植业为主的国家之间，并没有形成很强的互补。美国对原料产地的渴望，还没到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近乎饥渴的程度。

一份1900年提交给国会的农业部报告显示，1898年美国出口到日本、中国和香港的商品里，排名前五位的是羊毛、羊毛制品、煤油、面粉和钢铁制品。这五样东西加起来，占了美国对亚洲出口总额差不多80%。当年对这三地的出口总额是28,859,635美元——日本拿走了14,923,371美元，中国是8,889,374美元，香港只有5,046,890美元。反过来，美国从这些地方进口的货物，大头是丝绸和茶叶。1898年进口总额44,617,103美元，光丝绸就占了23,959,935美元，茶叶也有8,896,836美元，两样加一块儿占了七成左右。其他的还有羊毛、面粉、鸦片、糖、菜油、大米、毛皮之类的。

说白了，美国和亚洲之间的贸易，还是农产品换农产品的老路子，双方经济上的互补性实在有限。亚洲也不是美国投资的重点。1897年，美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只有2300万美元，同期对欧洲的投资呢？1亿3千万美元。加拿大更多，1亿5千万。连包括古巴在内的西印度群岛，美国人都砸了4900万。东亚和中国，在当时美国人的贸易版图上，不过是边缘的小块区域。欧洲才是真正的大客户，而且双方贸易量还在增长。积贫积弱的亚洲，既买不起多少美国货，也供不上多少美国需要的原料。

国内经济在1893年崩了一次。那场危机让超过600家银行倒闭，16000家商业公司破产，20%的工业人口失业。有人开始喊，要融入世界经济，用贸易来缓解衰退。可等到美西战争快要打响的时候，商业界反而跳出来反对打仗。为什么？因为1897年，四年前的那场危机已经开始缓解了。美国发现，靠对外扩张来治病，已经不是最优解了。商人担心的是，打仗会打断经济复苏的节奏；银行家更害怕，战争会让美元贬值。这些顾虑，说白了就是看自己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发愁，怕通货膨胀把资产吃掉。就算打赢了，拿到几块海外殖民地，又有谁敢把钱投到那些穷得叮当响、刚被战火犁一遍的地方去呢？

麦金莱总统为了尽快让经济缓过劲来，搞起了高进口税的政策，想保护国内市场。结果呢？欧洲那些主要贸易伙伴不干了，纷纷报复，限制美国商品进口。美国没办法，只好转头去找更穷的国家签互惠条约。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那些国家，贸易体量太小了，对缓解美国的贸易萧条来说，就是拿一杯水去浇一片大火，毫无用处。关键是缺互补性——美国出口最多的是小麦和牛肉，而这些国家自己就是小麦和牛肉的产地。怎么换？换空气吗？ 于是有人开始做美梦。美国中部一些地区的人说，要是能让中国那么多人改掉吃大米的习惯，全改吃面粉，那中国的市场不就彻底打开了嘛！大洋彼岸四亿张嘴，这该是多大的生意。1900年，贝弗里奇有这样一段话：菲律宾永远是我们的，宪法把它叫做‘属于美国的领土’。只要一跨过菲律宾，就有着中国的无穷尽的市场。我们不愿撤出来，我们不愿放弃我们在远东的机会，我们不愿放弃我们的种族所负的使命——这个种族，按照上帝的意旨，乃是世界文明的受托者。话语里满是自信，简直像传教士在布道。 可是，美国经济界里也有清醒的人。中国的市场，神话的意义远大于实际的意义。中国人太穷了，购买力摆在那里，就算打开大门，也没钱买多少美国货。至于菲律宾、夏威夷这些太平洋岛国，体量更小，根本救不了美国的经济。不过，它们倒是有一样东西让美国人放不下——糖。 糖这个东西，真像是甜蜜的恶魔。它从古巴、夏威夷、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源源不断地涌进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人对糖的胃口越来越大，欧洲也是。1900年，全球糖的年消耗量达到了266万吨，比1866年涨了五倍。粗糖占了美国所有进口额的12%，是最大的进口商品。国内产量远远跟不上，到1895年，自己生产的白糖只占了需求的19%。制糖业最初是为了出口而种植的，慢慢地，它吸引来了一帮带着资本的人，也带来了市场。夏威夷那边的糖种植园里，美国殖民者人数从十八世纪中期的不到两千人，在1875年之后随着制糖业扩张迅速增加，到1900年已经涨到了29000人。太平洋西部也有美国人，他们被称作马尼拉的美国人，世纪之交的时候有5000人。 对太平洋那些岛国来说，制糖业占了经济的大头，不卖糖给美国，日子就没法过。它们对美国形成了严重的经济依赖，美国却只是把糖当成日常消费品之一，糖业的起落对美国经济只是挠痒痒。这些岛屿想靠这个留住美国人的心，实在有些一厢情愿。 所以你看，十九世纪末的美国，虽然已经长成了一个工业巨人，可骨子里还带着农业国的底子。它对海外原料产地的执念，远不像英法那些老牌帝国那么深。东亚太穷，跟美国的经济互补性太弱，做不上什么大生意。美国人对东方的想象，更多是一个挂在嘴边的梦，而不是攥在手里的钱。梦很美，但醒来的时候，口袋里还是空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