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四年，广西龙州。

一个消息从南方传回南京——郑国公常茂，死了。

朱元璋愣了一下。他没有哭，但他沉默了很久。

这个人他宠了二十年。二十年里，他替常茂挡过多少次刀，擦过多少次烂摊子，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了。可就在他打算把常茂召回京城、当面问责的节骨眼上，人没了。死得干干净净，死得刚刚好。

朱元璋随即命礼部南下，安葬常茂遗骨。

礼部官员抵达龙州，当地人告诉他们——常茂没死，他跑了。

消息传回来，朱元璋直接拍了桌子。他立刻派杨文、韩观火速南下，昼夜寻访，掘地三尺。三个月后，两人上书：没有发现诈死的痕迹，常茂应当是真死了。

朱元璋沉默地看完奏章，把它放下。

但他心里清不清楚，只有他自己知道。

将门虎父，荫蒙之子

要讲常茂，必须先讲他爹。

常遇春，字伯仁，安徽怀远人，明朝开国第一猛将。

这个人的履历，随便拎出一条都够普通人吹一辈子。他跟随朱元璋打天下，几乎每一场硬仗都冲在最前面。朱元璋后来对他的评价只有十六个字，但这十六个字，整个明朝没有第二个人能配得上——"计其开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

打下的江山，他占了七八成的功劳。

这不是吹牛，这是朱元璋亲口说的。

然而，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常遇春自开平率军南归，走到柳河川，突然发病，当场暴卒，年仅四十岁。

死得太突然。朱元璋听到消息，震惊之余，悲痛不已，亲自为他祭奠，将其葬于钟山之下。追赠开平王，谥号忠武，配享太庙。这已经是臣子所能获得的最高身后哀荣。

常遇春死的时候，他的长子常茂，才十三岁。

一个十三岁的少年，还没来得及认清楚世界长什么样，就站在了整个大明朝最顶端的位置上。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这一次大封，能得国公爵位的，满打满算只有六个人——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还有一个，就是年仅十五岁、寸功未立的常茂，封郑国公，食禄二千石，予世券。

这六个人并排站在一起，常茂是唯一一个靠父亲功勋才站进来的人。

《明史》对此的原话是——"骄稚不习事"。

骄傲，年幼，什么正事都不懂。

朱元璋不是不知道这些，但他还是给了。为什么？

原因不止一个。

第一，常遇春死得太早，死得太冤，朱元璋心里有亏欠。这个人一生忠心，从未叛过，却在壮年突然离世，连等到封赏那一天都没能等到。朱元璋不能让跟着他卖命的人，觉得这条命白搭了。

第二，这是一盘政治棋。 当时，朱元璋已经替长子朱标定下了一门亲事——常遇春的长女常氏，正是未来的太子妃。常茂是太子妃的亲弟弟，也就是朱标的小舅子。太子想稳，外戚得硬。给常茂一个郑国公的名头，实际上是在替朱标垒一道墙。

第三，名字都是朱元璋亲赐的。 据《明宋文宪公濂奉敕撰开平王神道碑并序》记载，常遇春的三个儿子茂、升、森，名字全是朱元璋取的。这不是小事，这是一种宣示——这家人，朕看着，朕护着。

就这样，一个孩子，顶着父亲的光环，踩着朱元璋给他铺的路，走进了大明朝最显赫的朝堂中央。

而常茂本人呢？

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站在什么地方，也没想过这条路会走向哪里。

他只知道——整个南京城，没人敢惹他。

太子朱标是他姐夫，大将蓝玉是他亲舅舅，宋国公冯胜是他老丈人。这三张牌组合在一起，明初武勋圈子里，他就是那个谁都碰不得的人。 再加上父亲留下的赫赫威名，常茂在权贵云集的南京，活得比任何同龄人都要舒坦、都要没边。

于是他开始游荡，开始享乐，开始在"郑国公"这块牌子的庇护下，把能挥霍的东西全部挥霍干净。

朱元璋给了他一手好牌，他打得稀烂。

骄稚纨绔，屡失军机

朱元璋不是没给常茂机会。

洪武年间，他至少给了常茂三次出去立功的机会。跟随汤和伐蜀，他什么也没干成；跟随冯胜北伐，他什么也没干成；南征云南随沐英出征，他依然什么也没干成。

每一次，他带着名头进去，带着空手出来。

不是他不聪明，是他根本没把这当回事。

郑国公的爵位又不会跑，俸禄每年都有，朱元璋也不会真对他怎样——他是这么想的。在他的世界观里，功劳是别人去挣的，他生来就该有的东西，根本不需要拿命去换。

但偏偏，洪武二十年（1387年），一件事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再也躲不开了。

北元太尉纳哈出，拥兵二十余万，盘踞辽东金山，是明朝的一块硬骨头。

朱元璋下令，以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统率步骑二十余万出征。与此同时，为了"锻炼二代将领"，朱元璋特地安排郑国公常茂、曹国公李景隆、申国公邓镇随军出征。

锻炼二代将领。 这五个字说得好听，实际上是朱元璋在看——这些人的儿子，究竟有没有当将军的料。

常茂跟着出去了。但他出去不是为了打仗，是为了出气。

他心里有一口气，一直咽不下去。

这口气，跟他老丈人冯胜有关。

冯胜是这次北征的主帅，是掌总的人，军中一切军令皆出于他。但常茂是郑国公，爵位在傅友德等人之上，他凭什么要被这些人指挥？凭什么他要屈居于人？更何况老丈人冯胜，在军中对常茂根本不留情面，该骂骂，该罚罚，一点亲家的情面都不给。

两个人就这么耗上了，翁婿关系剑拔弩张，整个大营的人都看着。

冯胜烦常茂，但奈何这人的后台实在太硬，他没办法直接动手，只能压着怒气，等机会。

机会来了。

纳哈出在部将劝说下，终于决定投降。冯胜派蓝玉率轻骑前往受降，因为蓝玉是常茂的亲舅舅，冯胜顺势把常茂也塞进了蓝玉的队伍里——让这个烦人精离他远一点。

蓝玉摆下酒宴，接待纳哈出。宾主推杯换盏，气氛正好。然后蓝玉脱下自己的衣服，要往纳哈出身上套。

这对蒙古人是一种忌讳，纳哈出接受不了，又不好直接拒绝，只能含含糊糊地推让，扭头跟身边的随从用蒙语嘀咕对策。

整个宴席一下子陷入了尴尬。

常茂就坐在旁边，看着纳哈出跟手下人嘀嘀咕咕，眼神越来越凝重。这时，他麾下有个略懂蒙语的赵指挥，凑到常茂耳边，压低声音说——纳哈出在商量怎么跑路。

常茂没有去核实，没有去请示，没有思考任何后果。他只是听到了这句话，血往脑门上涌，起身，拔刀，直接冲上去砍。

纳哈出被砍伤了手臂。他的部下听到动静，瞬间炸营，惊溃四散。

这一刀，差点把整个受降仪式砍得粉碎。

对明朝来说，兵不血刃拿下纳哈出的二十万大军，是何等的战略胜利。常茂这一刀，把这块到嘴的肥肉直接捅漏了。

冯胜暴怒，这次终于抓到了把柄。回朝之后，他把常茂的行为写进奏报，一字一句，润色添料，把常茂描述得惊溃虏众、罪无可赦。

常茂也不甘示弱。他跟了冯胜这么多年，掌握了老丈人在军中不少违法乱纪的事情，立刻反手上书，把冯胜的一堆黑料全部丢给了朱元璋。

翁婿两个，当着朝廷的面，互相撕了个干净。整个南京城都在看这场戏。

朱元璋把两份奏章都看完，沉默了许久。

他知道这件事最大的受害者是谁。是他自己。

一个是跟了他多年的大将，一个是看着长大的功臣之后，两个人在这件事上都不干净，都有错，都让他颜面大损。

各打五十大板。

《明太祖实录》的原文写得明白："郑国公常茂坐前惊溃虏众，罪当诛。"

罪当诛——但没有杀。

念在常遇春功劳的份上，革除常茂国公爵位，发配广西龙州。 冯胜被解除兵权，闲居凤阳。

常茂从郑国公，变成了一个被发配边疆的废人。

常遇春用一生换来的荣耀，他的儿子用一刀砍光了。

发配龙州，再度激变

龙州，广西边陲之地。

那个年代的广西，不是旅游胜地，是流放之所。 从南京到龙州，山长水远，语言不通，瘴气横行。朱元璋把常茂发配到这里，既是惩罚，也是一种考验——看看你到了绝境，能不能收心。

常茂到了龙州，没有收心。

他依然是那个常茂，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惹祸。

龙州土官赵贴坚，死于任上，身后无子。 按照朝廷规矩，土官职位应当由其侄子赵宗寿继承，且已经获得朝廷正式认可。这件事原本是板上钉钉的定局。

但赵贴坚的妻子黄氏，不甘心就此退出。

她盯上了常茂。

她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常茂做小妾。

这一步棋下得很精准。常茂虽然被削爵，但"郑国公"三个字在地方上仍然是一块金字招牌。有了常茂撑腰，黄氏就可以绕过赵宗寿，独揽龙州大权。

常茂呢？他来者不拒。

一个被贬到边疆的废人，突然又有了权力的滋味，他当然不会放手。

于是，龙州的权力争夺，就这么在常茂的参与下，彻底失控了。

黄氏凭借常茂的名头，把赵宗寿应得的职位和权力一点一点蚕食掉。赵宗寿被逼到墙角，再也忍不住，起兵叛乱，与朝廷正面对抗。

一场本来与常茂毫无关系的地方纷争，因为他的介入，演变成了一场边境兵变。

这件事报到南京，朱元璋的脸色可以想象。

他把常茂发到龙州，是让他戍边历练的，不是让他去祸害地方的。

当时，李善长案已经爆发，朱元璋正在大刀阔斧地清洗功臣阶层，整个朝廷风声鹤唳。常茂这时候还敢在边疆搞事，无异于往枪口上撞。朱元璋下令，将常茂召回京城，当面问责。

常茂明白，这一回去，多半是有来无回。

他在龙州待了四年，四年里他看清了一件事：自从李善长案起，朱元璋开始系统性地收割功臣。蓝玉迟早也逃不掉，连太子妃那条线也未必能保住他。他在朱元璋眼里，早就不是当年那个需要被保护的孩子，而是一个烫手的麻烦。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常茂在回京的路上，突然暴毙，时年三十五岁。

官方给的死因：暴毙。

没有更多细节。

消息传回南京，朱元璋沉默良久，随即命礼部官员南下，为常茂安葬。他不是没有情绪，他只是把情绪藏得很深。 常遇春是他真正敬重的人，常遇春的儿子，无论如何，他不能让他死无全尸。

但礼部官员抵达龙州，等来的是一个让朱元璋直接爆发的消息——

常茂没死。他诈死，跑了。

正史定论与野史存疑

消息传回来的那一刻，朱元璋当场大怒，即刻派杨文、韩观南下，调查此事。

"欺君之罪，满门抄斩。" 这不是说着玩的，这是大明的律令，是朱元璋自己定下的规矩。常茂如果真的诈死，那就不是"扶不起的烂泥"那么简单，而是公然挑衅皇权，踩在了朱元璋的底线上。

杨文、韩观到了龙州，昼夜寻找，三个月，没有找到任何诈死的痕迹。

三个月后，两人联名上书：常茂应当是真死了。

朱元璋看完奏章，命令停止追查，随即罢兵，接受龙州土官赵宗寿的投诚，事件就此翻篇。

《明史》的记载到这里，就结案了。卷一百二十五，记载常茂的内容不过寥寥数百字，最后一句是："已而知茂果死，宗寿亦输款，乃罢兵。"

果死。知道他是真死了。

但问题在于，杨文、韩观找了三个月，找到的不是尸体，而是"没有发现诈死痕迹"。 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他们没找到尸体，只是上报了他们看到的情况、得出的推断，至于常茂死没死，连他们自己心里也没有确数。

《明史》的"果死"，建立在一个推断之上，而非一个实证之上。

正史的漏洞，给了另一类史料一个钻进来的缝隙。

明代私撰笔记《国朝献征录》，作者焦竑，明代著名学者。 此人治学以博杂著称，遍收各类文献，包括大量未被正史收录的民间传闻与地方记载。他在书中提到——常茂并未暴毙，而是逃走，隐居于广西桂林恭城县一处偏僻村落，繁衍生息。

这个说法，后来在地方志中也有所呼应。《恭城县志》记载，当地有一个村子，名叫常家村，世代以常茂为祖，香火供奉，不曾断绝。

而更耐人寻味的一个细节是——《明史》明确写道，常茂无子。 他在世时，膝下没有儿子。但常家村的族谱，却清清楚楚记录着常茂的子嗣脉络，而且这些人，确实是在常茂"死后"才出现在广西的。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逻辑上说得通，但说得通，不等于是历史事实。

这是这个故事最核心的历史悬案：常茂死了，还是没死？

从史料辨析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目前无法给出定论。

正史一侧：《明史》（卷一百二十五）与《明太祖实录》，均以常茂死亡为最终结论记录入册，属于官修史书，史源级别最高。在没有新的考古实物证据之前，这是唯一具备正史效力的结论。

野史一侧：焦竑《国朝献征录》及《恭城县志》，属于私撰笔记与地方文献，史源级别低于官修正史，但并非毫无价值。这类记载往往保存了正史故意略去的信息，尤其涉及敏感政治人物的隐秘结局。

两类史料，各有其依据，也各有其局限。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朱元璋是一个极擅长掌控信息的皇帝。他知道什么该入史，什么该抹掉。常茂的诈死，如果是真的，朱元璋有没有可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不是没有可能。

常遇春的儿子，太子妃的弟弟，就算常茂劣迹斑斑，就算朱元璋对他失望透顶，他也未必真的想杀他。发配龙州，本身就是一种"留着"的姿态。而如果常茂诈死，朱元璋追查三个月"没有结果"，会不会本身就是一个默许的信号？

杨文、韩观是朱元璋的人，他们没找到尸体，却上报"常茂果死"。这份奏章，是他们真的这么认为，还是揣摩了皇帝的心思，给出了皇帝想要听的答案？

没有人知道。

历史就是这样，它保留了一道缝，但从不告诉你缝的那一边是什么。

家族余脉与历史评价

常茂死后，他的名字在大明官方的叙述里，迅速变淡。

《明史》对他的最后一笔，是"茂无子"。 无子，断嗣，郑国公这个爵位，就此在常茂这一支上戛然而止。

朱元璋随即改封常茂的弟弟常升为开国公，给出的圣谕是——常茂"自取黜免"，是他咎由自取，与朝廷无关，与父亲无关，与这个家族无关。朱元璋这一笔，是在替常遇春的名声做切割，也是在给常家留一条活路。

常升比哥哥强，他懂事，低调，多次奉命练军，加封太子太保。 然而，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案爆发。朱元璋以"逆党"为名，大规模清洗武将集团，一万五千余人被株连处死。常升因"坐蓝玉党"，被告发聚兵谋逆，最终死于此案。

一门两兄弟，一个败在自己手里，一个败在别人案里。 常遇春留下的这个家，在洪武年间几乎被清洗殆尽。

但常家没有就此消失。

常升有个儿子叫常继祖。蓝玉案后，永乐元年，年仅七岁的常继祖被发配迁移至云南临安卫， 就此在西南偏隅落地生根。继祖传宁，宁传复。这一脉在云南沉寂了将近一个世纪，几乎被人遗忘。

弘治五年（1492年），朱祐樘下了一道诏书， 大意是：太庙配享的开国功臣，那些被追赠王爵的人，他们的后代，有的如今已经沦为平民，朕于心不忍，应当寻访其世嫡，授以一官，奉祀先人。

于是，常复被从云南召回，授南京锦衣卫世指挥使。一百多年后，常遇春的后代，重新回到了帝国的视野里。

嘉靖十一年，常家一脉被封为怀远侯，传至曾孙常延龄，这已经是崇祯年间的事了。

崇祯十六年，大明已是风雨飘摇。 全楚沦陷，烽火四起，常延龄上书崇祯，请求率京兵赴九江协守。他还特地提到，江都有个地方叫常家沙，那里聚居的常氏族丁数千人，皆是他始祖的远裔，请求以忠义激励他们，练为亲兵，报效朝廷。崇祯嘉许，但没有真正实行。

南京一带的勋戚，大多骄横跋扈，唯独常延龄以恪守职分著称。

明亡之后，常延龄没有殉国，也没有变节。他换下朝服，换上布衣，亲自种菜浇园，平淡终老。

这一笔，史书用了四个字描述——"萧然布衣终老"。

常遇春的血脉，从开国猛将到纨绔国公，从被削爵到客死边陲，从蓝玉党案到辗转云南，从弘治年间重召入仕到崇祯末年的亡国守节，兜兜转转了两百多年，最终以一个布衣老人，收场。

结语

回到常茂这个人本身。

历史对他的判词，刻在《明史》里，只有短短几个字——"骄稚不习事"。

这六个字，是他一生的盖棺定论，也是一个时代病症的压缩版本。

常茂不是天生的坏人，他只是一个在错误的位置上，用了错误的方式，走完了错误道路的人。

他的父亲常遇春，用一生的搏命，替他铺好了一条通天大路。朱元璋给了他这条路上最好的起点——名号、俸禄、关系网、婚姻、机会，什么都给了，一样都没落下。然而，常茂把这一切，当成了一把遮阳伞，而不是一把刀。

一把能遮风挡雨的伞，最终没能挡住一把从自己手里挥出去的刀。

北征纳哈出那一刀，是整件事的转折点。

那一刀砍出去之前，常茂还有退路。那一刀砍出去之后，他就只剩下发配。他不是不知道拔刀的后果，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永远先动，后想。 这一点，倒是遗传了他父亲常遇春的一分冲劲——只是常遇春的冲劲，放在战场上是天才，放在酒席上，就成了祸端。

有些事情，你有什么样的父亲，并不决定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常茂是常遇春的儿子，却从来不是第二个常遇春。

他最终以何种方式结束自己的人生——无论是暴毙于龙州归途，还是金蝉脱壳隐入深山——在这个问题上，正史与野史各执一词，两种可能都没有被彻底否定，也没有被彻底证实。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不管他死没死，"郑国公常茂"这四个字，到洪武二十四年就已经彻底死了。

那个曾经让整个南京城无人敢惹的名字，那个朱元璋替常遇春守了二十年的孩子，在一次次的自毁之后，把自己活成了历史里一个反面的注脚。

朱元璋最终在《大诰武臣》里，用一句话总结了对常茂的判断——"此种人，不得长久。"

不得长久。

这四个字，比任何碑文都刻得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