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变法堪称中国历史上变法及变法成功的最经典案例。
变法需要一个背景。
国际背景,国际社会已经历春秋三百多年的剧烈震荡,由图谋天下霸权向一统天下的灭国大战发展着。河东六国已经发生剧烈变化,曾经威震天下的长期霸主晋国被一分为三而不复存在,曾经不可一世,打遍南方无敌手,又威慑中原的吴王国被后起之秀越国从地图上抹去。更可怕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魏国,原本实力只有晋国的三分之一,但通过变法图强,国力空前增强,向西攻打秦国占领河西之地,向南威胁楚国,向北攻掠赵国,向东威逼齐国,一下子从一个刚诞生的二流国家一跃而成天下新霸主,魏武卒使天下闻风丧胆,河东六国均表现出虎虎生气。天下大争已到你死我活地步,进可以强国图存,退只有衰落灭亡。
国内背景,秦国自秦穆公曾有过短暂的称霸西戎的辉煌外,此后一直偏居雍州一隅,无力东出,不能参加中原诸侯会盟,也被天下诸侯疏远,当成夷狄对待,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已经被完全边缘化,没有人会相信这个落后贫穷的西方小国能有什么前途,而且在魏国的巨大压力下,已有灭国之危。
契机发生在公元前362年,秦魏发生少梁之战。
此战虽然秦军俘获了魏将公孙痤,攻占了庞城,但是秦君秦献公因战而亡。
秦献公是秦灵公之子,生于公元前424年,但公元前415年秦灵公死时,没有传位于他,秦国贵族推举秦昭子之弟悼子继位,是为秦简公。这秦昭子是秦灵公之父,但是早卒,所以秦怀公公元前425年去世时,传位给秦昭子之子,也就是秦怀公之孙秦灵公。悼子以秦昭子之弟被推举继位时,没有继位的年仅9岁的秦灵公之子公子连出居河西之地,开始流亡,这一流亡就是三十年。
秦简公在位15年,公元前400年死后传位儿子秦惠公,秦惠公在位13年,公元前387年死后传位给只有两岁的儿子秦出公,由其母秦小主夫人执政,执政期间重任宦官,国势日衰。
公元前385年,在外流亡三十年的公子连想法回国,杀死秦出公和秦小主夫人出任国君,即秦献公。
三十年的流亡,遍尝民间疾苦,也对东方六国的剧烈变革有深刻认识的秦献公决心改变秦国,所以上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84年就废除人殉制度,公元前383年把秦国首都由偏居西陲的雍州(陕西凤翔)迁到栎阳(西安阎良),力争让秦国紧靠国际前沿。同时在公元前379年推行县制,次年建立商市,发展商业,又于公元前375年重新编制户籍,把野人国人平等对待,秦献公想用这些变革来强大秦国。
在秦献公的种种变革下秦国向现代化国家在进步,但仍然变革缓慢,国力不强。公元前374年秦攻打韩国失败,公元前371年,秦赵在高安交战秦国又失败,公元前364年石门之战中击败魏军,公元前362年少梁之战秦献公因战而亡。
可以说秦献公振兴秦国的伟业半途而止。
秦献公在死时没有把君位传给老大公子赢虔,而是传位给只有21岁的公子赢渠梁。之所以如此,就是看重老二身上所具有的变革精神,强秦愿望。
于是变法的重要人物赢渠梁上场。
秦孝公赢渠梁是一个对秦国和国际形势有着深刻理解的青年君主。
他理解秦国的多灾多难,理解从公元前476年秦厉公继位以来,历代秦国君主所受的国弱磨难,特别能理解自己父亲秦献公变革图强,壮志未酬的悲壮人生。
他知道现在是由他要担起这变革强秦的重任了。
继位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向国际社会发布了《求贤令》,以最大的诚意邀请国际社会有才之人前往秦国,谋求变法图强。这个最大诚意就是“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是的,秦孝公愿意分之与土,愿意与其共天下。
最终,秦孝公才得到了那个他想与之分土的人卫鞅。
变法的又一重要人物卫鞅上场。
卫鞅,卫国人,出身卫国公族,姬姓,公孙氏,名鞅。年轻时就喜刑名法术之学,受李悝,吴起变法影响巨大。后为建功立业跑到李悝,吴起曾有作为的魏国想一展抱负,但不用重用。虽然魏相公孙痤向魏惠王推荐卫鞅,说要么重用他,要么杀掉他,以免成为魏国大患。可魏惠王不用他,也自然不杀他。
于是在魏国无法施展抱负的卫鞅,在秦孝公的《求贤公》影响下来到了秦国。通过宠臣景监引见,三次见到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而征服秦孝公,让秦孝公意识到这个卫鞅就是他所渴慕的强秦之人。
于是两个皆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相见恨晚。变法图强,建不世功名,成不朽霸业成为两个年轻人共同的理想追求。
赢渠梁生于公元前381年,卫鞅生于公元前390年,两人从公元前356年正式变法开始,历时二十年,公元前338年一起去世。
公元前360年,两人相见之时,赢渠梁23岁,卫鞅31岁,两个风华正荗的年轻人,因为各自的经历,共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而有了共同的目的与追求。
这样的人生境遇实在千年难求,这是秦国变法成功最为根本的原因。
因为在君主制下的变法,没有强有力的君王支持不可成功,而一个君王为何要支持呢?单有内外形势的要求并不够,最为关键的是那种内心的渴望和雄心,这些因素赢渠梁都有。而卫鞅更是一个坚定的法家,一个深刻认识到时代召唤的人,这样的君臣组合,变法搭档,实在历史罕见。
就历史而言齐桓公与管仲也难以相比,更不用说宋神宗与王安石,明神宗与张居正。之于战国时其他国家变法的君臣组合皆不能与之相比。
所以赢渠梁与卫鞅的相遇,有着命运垂青的人生偶然。
少梁之战的那根狼毒箭刚好射向了秦献公,而秦献公力排众议,在两个都出众的儿子中选中了次子而不是长子,没有选中的长子赢虔在公室支持下还能坦然接受而不生二心,公孙痤识人,而魏惠王不能用人,景监荐人而三论为王道以至相互欣赏,所有这些因素有一个成立都可能影响这两人的见面与相处。
特别卫鞅三论君道,即是推销自己,也是鉴别君王,而并非一定要留在秦国效力。由此看,这两个青年才俊在战国中期的相见冥冥中是有天意所指。
背景有了,人物出现了,那现在就是变法开始。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变法是一蹴而就,保守派在哪个国家都很多,秦国亦然。
所以变法前要有舆论宣传,秦国变法也如此。
公元前359年,两人年轻人兴奋完后,就要面对整个秦国政坛了。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因此“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这种保守的说辞实在漂亮。
变法派卫鞅讲“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最后讲“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也”。这种反驳同样十分漂亮,以历史的进化思想驳斥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打响了变法的舆论战。
宣传的效果就是大家由原来认为过去的祖先的总是好的,到似乎还可以变一变更好。
那变什么?公元前359年颁布《垦草令》,这草就是农业,对大家的触动都不大,先用来试水,作为变法的序幕。这法令无非是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社会的认知度,让国内贵族也加入到农业生产中来。大家想必意见不会太大吧。
观察了一下,大家反对的并不多,贵族们也感到这变法也不是洪水猛兽,也是有好处的。大家对卫鞅也不那么反感了。
于是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左庶长,在秦国第一次实行全面变法。
这次变法的内容有点多,改革户籍制,实行连坐法,改革军功制,废除世袭制,制订秦律,严惩私斗,奖励耕织,推行小家庭制。后来在公元前350年,又第二次颁布法令,继续深化改革。
总的来说,秦国变法是对个人、家庭、社会、军功各方面都有了新的规定。
就个人而言,人人要有个正当职业,不能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就要抓住流放,而且一个人的出路就在于杀敌立功,受爵分田,而且军功是一等功勋,一等赏赐,总之上阵杀敌最光荣。
就家庭而言,一个家有两个男子要强迫分居分家,大家都要学习礼仪,父子兄妹不能同睡在一个大火坑上,要早娶媳妇早生娃,男人要耕田女人要纺织。
就基层组织而言,十家为一组,要相互帮助相互监督,相互间不能有私斗,有争执要见官,私斗不论有理无理都处罚。若干村为一乡,若干乡为一县,县直属中央政府。
就全国而言,度量衡统一,法律统一,对外国人政策统一,来秦国开免九年田赋,土地可以私人买卖。
就社会价值观而言,立军功最光荣,种田纺织从事生产最光荣。你贵族地位高,你商人钱多,可你没有战功,就没有爵位,就不能到政府当官,你社会地位低。
这变法的力度就大了。
一个人活着总要有希望,哪一个秦国人的希望在哪里?当商人挣大钱好不好,不好,没有社会地位。你没社会地位,你什么事都受限,你当不了公务员,你穿不了有色的衣服,你坐不了几匹马拉的车,你用不了一些器物,有钱并不受人尊敬。
那干什么?种田,种田虽然不能很有钱,但有社会地位,国家尊敬。要种田就要有土地,土地从哪里来?刚开始自家分点,国家分点,要更多的田地就要争取军功了,就是打仗了。所以打仗就成为秦国人第二件光荣的事情。
所以秦国人的两样事情就是种田和打仗。
种田解决温饱问题,打仗解决晋升问题。
打仗争的不只是军功,不只是把敌人头拿回来可以有军功,可以授爵,而是有着丰富而广泛的精神和物质意义。
于精神层面,就是可以授军功,授的多了,你的爵位就高,你也就成贵族了,也就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了,而且这军功不只是名号,有了军功,你才可以到政府做官,可以成为公务员,也就是说军功是一个普通人的上升通道。有了爵位,有了军功, 有了官位,你是不是精神就能很满足,就预示着你成功了。
除了这精神层面的奖励外,就是物质上的奖励了。具体就是国家根据你在战场上砍下敌人头颅的数量给你爵位,给你分田地,别的不说,光宅基地就9亩。下次打仗你还可以继续得奖励,还可以分到田地,在秦国只要你不断地勇敢杀敌,土地和宅基地是可以叠加的,而且上不封顶,而且理论上爵位也可以无限升级,直到封为彻侯有户口租税为止。
更特别的是秦国爵位和政府职位挂钩,什么战功得到什么爵位,什么爵位做什么级别的官职,都有明确法令,你只要努力杀人就完了,别的不用管,政府给你都安排好了。
最后政府规定,军功爵不能传给子孙,一旦有爵位的人死了,只能把分配的土地留给儿子,想要爵位还得自己去挣,哪怕皇亲国戚也一样。
也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他个人挣出来的,不能再世袭,这一点对百姓和贵族一样,对王室公族也一样。
所以理论上,秦国一个农民,参军后只要打仗勇敢,有勇有谋,就能不断地有军功,有田地,地位就能不断地上升,最后一直达到彻侯,有自己的租税,也就是成为真正的贵族。
这变法一下子就把底层人的上升通道打通了,就用战争把国家与个人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打仗不只是国家的事,也是全国人的事,打仗的胜利果实,不是国家贵族独吞,而是人人有份。
所以,这变法就把普通百姓与国家通过种地和打仗这两件事紧紧连在一起。
百姓能在种田和打仗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不只挣钱,还能提升社会地位。
秦国打的仗越多,胜利越多,占的土地越多,参与打仗的士兵收获的就越多,你说士兵能不热爱打仗吗?
整个国家就不只是君王有一统天下的征战想法,一个小老百姓也有着强烈的通过战争挣的土地和军功的需求,所以秦国变法后一下子成了虎狼之师,不只是秦国的国君厉害,而是全国民众被激发起来了,被绑到这辆战争战车上。
所以秦国变法,一个实质的变化就是把国家整体变成一个战争机器,在这个侵略扩张战争中,从国君到士兵,到平民都可以得利,都有内在需求。这是秦国变法最厉害的地方。
这样的变法百姓自然欢迎了,但原有的贵族,甚至公室子弟就不高兴,一个是爵位不能世袭了,爹有爵位,儿子不努力就没有了,没有爵位就不能到政府任职,而且土地也不能增加,就慢慢地变成一个普通家庭了。所以他们在骨子里是反对的。
但变法对国家和大多数人有利时,就受到了大多数百姓的欢迎,所以这变法就能坚持下来,就能成功。但贵族的反对一直在哪,所以在秦孝公赢渠梁死后,贵族们疯狂反扑,把卫鞅也车裂了。
两个青年才俊,用自己的智慧发起的这场变法大魔术,虽然最后把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了,但秦国的强大已经不可逆转。
关键是变法把秦国变成了一架战争机器,通过不断的战争,秦国的人口在增加,土地在增加,粮食在增加,士兵自然更多。所有人渴望军功,渴望爵位,也就渴望战争,那打起仗来自然十分勇猛,这样的局面不但是赢渠梁和卫鞅想要的结果,也是秦国历代君王渴望的变化,当然也是秦国贵族希望的国力,秦国强大了所有人都光荣都自豪。
所以秦孝公死了,卫鞅车裂了,但变法保留下来了,因为这变法太神奇了,一下子会让一个国家被拧成一股绳,让一个国家会因打仗团结成一个人。
于是秦国被称为虎狼之师,成了虎狼之师的秦国自此踏上了战争之路,一路向前打,没有一个国家能承受秦国带来的压力。
后面的历史已经只是秦国变法的结果变化了。
因为无法承法秦国虎狼之师带来的沉重打击,魏国、楚国、韩国、楚国甚至远处的齐国、燕国只能联合起来,这就有了合纵之说。合纵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对抗秦国。而秦国为了化解这种合纵,就用了连横,就是找到其他几国之间的矛盾,联合一部分打击另一部分。最后的结果都没有能阻止秦国的不断强大。
再后来,就是在秦国在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下,用武力一个一个的消灭了六国。
所以秦国变法改变了整个国际社会力量格局,也改变了国际关系,最终改变了历史进程,但所有的起点都在于秦国变法成功。
同时代的列国其实都进行了变法,但变法的彻底程度,强度深度都远不如秦国。不如秦国的原因有很多,但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哪一国家的变法能遇到秦孝公与卫鞅这一对君臣,这一对有抱负的青年才俊,这一对有着共同的生命自觉的历史先行者。
历史选择了秦孝公与卫鞅,选择了秦国,当我们无法很好的解释那些偶然因素时,我们只能把它归于天意,归于秦国人长达八百年的历史命运的自觉担当,归于伟大时代的伟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