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中国近代史系列中，咱们聊到了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自己流落到海外，光绪皇帝也落了个身死道消的下场。

慈禧以为只要干掉了康有为和光绪皇帝就可以保住祖宗的基业，可是当时的大清早已是千疮百孔，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给中国民间社会带来的损害正在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席卷这片土地。

既然清政府无力保护自己的子民，那么老百姓就会自己想办法保护自己，于是，义和团出现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义和团。

01

白莲教与义和拳

义和团的前身叫作义和拳。马勇老师在《叠变》一书中提到，它其实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在满清王朝统治的前期，他们主要的政治目标是“反清复明”。

《黄飞鸿大战白莲教》

后来，随着满清统治逐渐稳固，他们也慢慢意识到无法达成这一目标，所以到了满清中期，义和拳就不再有什么政治诉求，而是变成纯粹的强身健体的民间武术团体。

等到了甲午战争之后，洋人大规模进入中国，中外矛盾日益激化，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对立情绪都极为严重。在外来工业化冲击下失去保障的人们急切地希望能有一个组织来带领他们走出困境。

于是，位于鲁西南的曹州、单县和高唐、平原一带分别兴起了两个组织——大刀会和神拳。这几个地方处在两省交接处，清廷的控制力无法触及，因此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其中，神拳这个组织就是后来的义和拳。

再往后，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如同滚雪球一样迅速发展壮大。它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三个方面的支持：普通民众、乡绅以及官府。

02

路人甲的挣扎

随着几次国际战争的失败，清廷国际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在洋大人面前根本抬不起头。

于是，西方列强透过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渠道渗透到中国社会，并希望最终掌控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以各种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的形式体现，这个自不必多言。经济方面对社会的冲击也非常巨大，尤其对身处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也更直接。

比如说，洋人在中国大肆修建铁路，铁路一修好，运输效率成倍增长，这本来是好事。

100年前的铁路

可问题是，在铁路修好之前，也有许多交通要道。这些交通要道上有许多讨生活的人，比如脚夫、船夫、客栈的餐饮服务人员等等。

新铁路的修建让这些路人甲们失去了谋生的手段，让他们全都成为了不稳定的因素。这些路人与那些在乡土生活的乡民不同，他们沿着交通要道讨生活，早就离开了土地，自然也就没有了宗族的庇护。

所以一旦失去经济来源时，他们的孤独感和恐慌感尤为严重，自然而然就会有抱团的需求。这个时候只要有组织愿意吸纳他们，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加入。

于是，这批受到外来工业化冲击而失业的人成为了义和拳的第一批重要力量。

但客观地说，中国历来重农抑商，这批人虽然成为流民加入了义和拳，但数量并不是特别多，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整体稳定性冲击并不算太大，最多只能算是火种。

真正对基层社会稳定性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列强在广大农村地区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活动。

03

乡民的不满

咱们先看看影响比较直接的经济活动。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本文没法面面俱到，这里还以修铁路为例，因为修铁路是许多矛盾冲突的直接爆发点。

咱们来看看德国人修铁路的事情。为啥单单要看德国人修铁路的情况呢？因为义和拳的兴起地山东正是德国的势力范围。

我们知道，德国直到1871年才在俾斯麦的带领下打败法国，统一了南德，成立德意志帝国。而这一年距离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才过去10年，距离甲午战争开战还有20多年。

现实情况就是当时的德国与其他列强相比，属于后来者。不难想象，德国在列强中也是最急切要壮大自己势力的，所以他们的做法更加极端，也更容易激化矛盾。

比如，当时他们占领山东地界，就是因为发生了巨野教案，有德国传教士被杀。

当时的清政府虽然腐朽，但面对洋人的事情那是一点也不敢耽搁，他们及时对案件进行了侦办，也对杀人者进行了判决，但德国依然不依不饶的占领了胶州湾。这种做法就非常霸道野蛮，也正是这次占领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这次事件之后，清政府无奈之下答应了德国的一系列要求，可德国还是得寸进尺。比如，清政府允许德国在山东修铁路，条件是修铁路之前征地之类的事情是由清政府去办的。

可德国实在是心急火燎，很多时候根本不愿意等待清政府办完这些事情，而是自己直接派兵上去蛮干。像侵占农田，刨人祖坟之类的事情可没少做，当地老百姓对洋人的憎恶之情会有多大可想而知。

显而易见，修铁路本来是典型的经济活动，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开始对中国乡土文化产生了冲击。事实上，在不为人所注意的地方，这种文化的冲突和对立早就已经发生了。

04

乡绅与传教士

除了在经济方面要求清政府赔款割地之外，西方列强还想在文化上统治所有中国人，具体手段就是传教。

这个也好理解，武力征服虽然来的快，但去的也快。因为纯靠武力去统治一个地区及其人民是一件成本极高的事情，古往今来莫不如此。不信你看看美军在阿富汗的情况就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了。

所以，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后非常看重传教活动，希望通过宗教活动同化中国人，降低统治成本。如果把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都翻出来看一看，不难发现，几乎每个条约都会或明或暗有关于允许传教的条款。

刚开始的条款一般写的比较隐晦，只说是允许外国人来华活动，而且活动地点仅限于通商口岸，后来逐渐延伸到内地，条款也越来越明确地提到要求清政府允许传教活动，保护教堂和教民。

刚开始清政府也没把这当作一件大事，可慢慢地他们就察觉到似乎有些不对劲了。因为洋教士的传教活动开始动摇晚清政府那本就不太牢靠的基层统治。

在那个交通和通信都不发达的年代，清政府与之前的历代统治者一样都是靠乡绅和儒家礼教来维持基层统治秩序。

在那个年代，一个县衙里面的官差不会超过一百个，甚至小一点县只有二三十个官差。这点儿人手怎么管理一个县？答案就是靠宗族和乡绅！

乡绅一般都是宗族里最有地位的人，祭祖的时候都是站在前面的。他们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就是个土皇帝，谁说话都没他好使，皇帝派来的官也得靠他帮衬才能保证地方上不出乱子。

您可能会问，为啥他说话那么好使？因为晚清之前，中国都是农业社会，没有工业化。绝大多数人想要活下去只有农业这一种手段。您可能会接着问，不是还有商业吗？

不好意思，那时候没有大工业，只有手工业，所以商业能养活的人不多，而且中国有个传统叫“重农抑商”，默认的社会地位排序是“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一位，所以一般人都不愿意从商。

既然大部分人都要靠农业，那就必然要求大规模地协作。无论是垦荒还是兴修水利都需要集体劳作。然后在集体劳作的过程中，必然就会产生出领导。这个领导可能是聪明人，也有可能是个德高望重的人，总之就是大家都服他。

前面说到的乡绅就跟这个领导是一个性质的人物，这些乡绅的权威一般都来自祖传的家产或声望，他们往往掌握着地方上最紧要的生产物资，比如土地、耕牛、水利设施等等。

他一句话就可以给张三家送去几头牛帮他在农忙的时候加快进度，也可以一句话就断掉不听话的李四稻田里的灌溉用水。所以，大家都怕他，也都听他的。可以说，有乡绅在，就有基层的稳定。

可鸦片战争之后，情形发生了变化——基层有传教士掺和了进来。

这帮传教士刚进入中国基层的时候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倒不是因为中国人排外，而是因为传教士们太霸道。

中国人对于拜神这个问题一向秉承着实用主义，他们可以一边拜佛教的如来观音，一边去道教的三清观烧香；可以在家里供着关二爷，出门再到土地庙给土地公磕个头，甚至连黄大仙这样动物都可以成为祭拜的对象，前提是只要你灵验。

有人打趣的说，中国人拜神更像是和人做生意，我花钱烧香给你，你帮我办成个事（生儿子，考科举之类的），等你办成了我还来烧香还原。就看这一套流程，是不是像极了买卖合同中的预付款、验收和结尾款？

所以中国人本意是不会特别排斥上帝的。问题是出在传教士的身上，确切地说是出在基督教教义身上。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是典型的一神教，你一旦信了它，就不能再信别的神。这样一来当时的中国人就表示完全不能接受，你一个新来的神凭啥这么霸道？

你送子能不能比观音灵验，考科举能不能比文曲星管用，这些都还有待验证，现在就要问我抛弃一切神仙来信你，凭啥？更过分的是，传教士不仅不允许这些教民拜其他神，连这些教民自己的祖宗都不让拜。

这种行为在中国叫“数典忘祖”，典型的大逆不道。谁要敢跟着传教士这么做，必定遭全族唾弃、被所有人孤立，别再指望得到任何来自宗族的关照。

所以，在传教士才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时候，信教的人是非常少的。那么问题来了，传教士是如何让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自己的宗族转投基督教的呢？那些教民是如何打破流传了千年的宗族心理依赖呢？

答案是权力！绝对的权力。

刚开始的阶段，投身教会的往往都是那些本来在宗族里就混不下去的街溜子、地痞无赖之类。他们在宗族中游手好闲、惹是生非，本来就不招人待见，宗族庇佑族人的福利他们本来就享受不到，所以他们转投教会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损失，反而是一种机会，万一新主子很厉害呢？

结果，他们赌对了，新主子果然很厉害！由于国家层面屡屡败于敌手，那些来中国的西洋人自然地位高人一等。每当自己的教民（那些假洋鬼子、街溜子们）与本地宗族发生冲突的时候传教士总是会通过自己的母国向清政府施压。

清政府再逐级将这种压力传导到地方，结果自然是教会、洋教士以及假洋鬼子更占便宜。

更有甚者，由于初期投靠教会的教民多以街溜子之类的人为主，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新主子力量有多强大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为非作歹，寻衅滋事。

曾经在山东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教民看到街上一个卖羊肉的屠户挂了一个羊头就跑到教会那里告状，说“羊”与“洋”同音，这个屠户是在暗戳戳的攻击教会。

于是，洋教士出面给当地政府官员施压，结果是这个屠户被判刑，他的财产也被没收转交给了教会。在教会势力扩张的地区，类似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在发生。

随着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人们就开始动摇，觉得乡绅似乎已经不中用了，我是不是该换个老大罩着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教会。

面对这种情况，乡绅们也慌得一批。因为宗族里的普通人固然离不开宗族和乡绅，可乡绅也一样离不开这些普通老百姓，不然谁帮他们干活？

更重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教会，教民和族民的斗争慢慢开始从普通的口角、斗殴蔓延到水源、土地等重要的生产生活物资了。

这实质上是洋教士和乡绅之间对资源控制和基层秩序治理权的斗争。用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洋教士和乡绅就像两个黑帮老大，各自底下都是一帮小弟，小弟们之间打架本质上就是帮老大抢地盘。

在这种情形下，乡绅自然无法忍受洋教士和教会的势力坐大，可这个时候清廷已经指望不上了，只要官司一打到清政府那边，肯定是洋大人有理。

乡绅们想要维持住自己的基本盘就只有另谋他路，于是义和团便成了他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于是，乡绅也和义和团站在了一起。

到此为止，普通民众和乡绅都已经和义和团站在了一起，那么清廷官方的态度如何呢？

05

官府的支持

官方对义和团的态度在不同的阶段是有摇摆的。

最早的阶段，清廷官方把他们当作流寇，主要是持反对和镇压的态度，这样才不至于得罪洋大人和那些假洋鬼子们。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他们也发现如果一味迁就洋大人，也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因为如果清廷总是帮着教民打压乡民，那么到最后所有的人都会变成教民。于是，一些地方长官开始尝试作一些平衡。

比如山东巡抚毓贤，在面对日益严重的本地乡民与教民的冲突时，不再像之前的地方长官那样一味压制乡民，保护洋人，而是开始有意识的区分对待。

毓贤

他尽量将冲突责任归咎于外地流民，对于本地的乡民、族民则予以开脱维护，对外解释说，这些本地人只是自卫护家，闯祸的都是那些打着大刀会义和拳名号的游匪而已。

请注意，这套说法把与洋人发生冲突的人直接描绘成游匪，只是这些游匪冒充成了义和拳而已。在这样的语境下，义和拳就不再是非法组织了。

接任毓贤的新巡抚张汝梅走的更远。他在1898年6月30日向清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宣称义和拳其实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创办的“乡团”，具有民间自治的意思。

张汝梅甚至在奏折中建议“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直接将他们纳入体制，交给地方政府严加管理，把他们引导到自卫身家、守望相助甚至维护地方秩序上来。

自此之后，义和拳就变成了义和团。

统治阶级的中层管理者们出于地方稳定考虑放宽了对义和团的镇压，最高层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引起这一变化的正是己亥建储事件。

在之前的文章中咱们提到过，因为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想搞兵变彻底推翻慈禧，因为自己没啥政治经验再加上错信了袁世凯，结果慈禧没被推翻，自己反倒先流亡海外了，六君子被砍了脑袋，光绪也被软禁。

慈禧以光绪身体状况不佳为由要立大阿哥（也就是太子），是为己亥建储。这一招可进可退，如果光绪听话，变法派识时务，那么立这个太子也就是个常规操作，光绪还是皇帝，慈禧还是那个老佛爷。可如果变法派不消停，那分分钟就可以灭掉光绪，或者至少逼其退位。

慈禧太后

可偏偏康有为就是一个不肯消停的主。在康有为看来，这件事必须闹大，才能保住光绪的姓名，于是在报纸媒体上大肆宣扬慈禧要谋害光绪。

康有为这一闹腾还真有效果，不少洋人都站在光绪这一边，因为他们希望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与西方对接，方便他们更好的进入中国市场牟利。所以在他们看来，年轻的光绪和激进的康有为肯定比慈禧更好！

康有为本以为把这话挑明了，慈禧就不敢对光绪怎么样，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慈禧杀伐果决，来了个永绝后患，直接毒杀了光绪。

这还不算完。己亥建储事件中，洋人没有站在她这一边，让慈禧很不爽。在她看来，自己一直都对洋人有求必应，事事站在洋人这一边，关键时刻这些洋人居然还背叛她了，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叔可忍，婶也忍不了了。

于是，她对洋人的态度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像义和拳这样反对洋人的民间团体在慈禧老佛爷眼中就成了可以加以利用的政治筹码和工具。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底层民众受外来工业化冲击影响，有的失去生计，有的被不断蚕食生存空间，他们无疑是需要义和团；乡绅族长们为了维护家族利益，维持自己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也需要义和团；清廷的中层统治者为了地方秩序稳定，还是需要义和团；清廷的最高层出于政治斗争需要也瞄准了义和团。

至此，义和拳已经获得了中国从最底层到最高层的支持，更何况他们还贴心的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样的组织真是想不壮大都难。

于是，义和团像疾风加持下的烈火，迅速席卷了清末的中华大地。这股力量带着来自民间的愤怒与不甘即将与外来的入侵者迎头相撞，再次涤荡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