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缀古——刘体智与民国学人》在广州博物馆开展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黄宙辉 实习生 叶恩平 通讯员 林晖 李明晖 姚亮

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畅

8月16日，《缀古——刘体智与民国学人》展览在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展区开展。该展展期一个月，展出文物合共193件（套），包括刘体智之孙刘耋龄所捐赠的49件（封）书信，以及与这批书信相关的青铜器、甲骨片、古籍善本等。

刘体智（1879-1962），字晦之，晚号善斋老人；雅好收藏，所藏青铜器、甲骨、古籍善本极其丰富，被公认为“民国时期海内收藏第一人”。

通过本次展出的文物和藏品，我们可以了解到刘体智与民国学人罗振玉、容庚、唐兰、陈梦家、郭沫若等许多名家交往的故事，仿佛窥见了刘体智当年的“朋友圈”。其中更呈现出民国学人们关注保护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在公私收藏、学术研究以及文脉相传等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与容庚：友谊持续多年，共享收藏信息

容庚是与刘体智相交的民国学人代表之一。两人于1931年结识，友谊持续了三十多年。在刘体智的帮助下，容庚编纂了《善斋彝器图录》，这不仅是他们学术交流的见证，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资料。

从刘体智与容庚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不仅共享收藏信息，还深入探讨了青铜器的研究。因刘氏收藏丰富，容庚曾多次从他这里购藏青铜器。本次展览中，刘体智当年的藏品“曾大保盆”得以亮相，《容庚日记》1936年10月18日和11月6日两篇日记中，均记录了购买刘体智所藏“曾大保盆”一事，后容庚于1956年将其捐赠给广州博物馆。该青铜器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广州博物馆所藏另一件珍宝“越王剑”也与容庚、刘体智两人有关。1933年，容庚给刘体智写了一封信，讲到自己于1931年在式古斋买了一把剑，叫作“越王剑”。后来，他把此剑出售给古器物学家于省吾。售卖后，他又对此剑念念不忘，心有悔意。再后来，容庚从刘体智处购买了“师旂鼎”，于省吾也很喜欢“师旂鼎”，于是，容庚就用“师旂鼎”与于省吾换回了“越王剑”。1956年，容庚将这柄“越王剑”捐赠给广州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刘耋龄先生所捐赠的信札中，有一份“善斋列单青铜器定价草目”，前四件现为广州博物馆馆藏文物。这份资料进一步明晰了这四件文物的流转过程：最初为刘体智旧藏，后转让给容庚，直到1956年容庚捐赠给广州博物馆。

来自商代的“毕钲”，便是其中一件。它最初出现在刘体智拟售中央博物院的器物定价单上，但中博院因故并未购买，后归让容庚。其初名为“毕铙”，容庚在得到此物后将其更名为“毕钲”。

与郭沫若：甲骨拓片相赠，助力学者研究

刘体智的“朋友圈”中，还包括“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

1936年，郭沫若东渡日本后，刘体智听说郭沫若对甲骨研究有兴趣，苦于没有资料，就请人制作了一些甲骨拓片，将其裱成20册，起名为《书契丛编》，然后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去日本交给郭沫若。郭沫若大为惊喜，对此仔细研究，写出了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殷契粹编》。郭沫若在《殷契粹编》序言对刘体智表示衷心感谢：“如此高谊，世所罕遘。”

《殷契萃编》精选了善斋甲骨1595片进行考释，极大地推进了甲骨学的研究进程。陈梦家的《陈梦家学术论文集》中也收录了郭沫若的甲骨研究文章，这些成果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本次展览中，策展团队也安排展出了一些甲骨藏品。

除了甲骨研究，刘体智与郭沫若还就铜器金文进行交流。据《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显示，郭沫若曾于1933年寄刘体智《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刘体智于1934年寄郭沫若《善斋金文録》和《大系》所需图像及拓本。

与学术机构：低价归让藏品，成全公有收藏

与刘体智往来密切的，还有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史语所是中国第一个以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国立研究机构，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学术高地之一，于1928年在广州成立。该所汇聚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傅斯年、陈寅恪、容庚、商承祚、李济、董作宾等。刘体智与他们的交往一直延续到后来民国中央博物院的筹建过程中。

1933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设立民国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邀请了傅斯年出任该筹备处主任。该处急需购置藏品，经容庚牵线、徐中舒等积极奔走，终于在1936年以低价购得刘体智所藏青铜器107件。这批藏品后来成为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重要藏品之一。

刘体智与民国中央博物院就藏品购买事宜的往来电函在此次展览中展出，再现了那一段历史。其中一封信函的内容为傅斯年、李济代民国中央博物院转达购买刘体智铜器的价格及意见，并希望刘氏多赠若干小件铜器及瓦器、拓本之属。而以上要求，刘氏均一一应允。

访谈

时代洪流中的学人与文物

受访者：霍雨丰（本次展览策展人之一、广州博物馆陈列研究部副研究馆员）

羊城晚报：刘体智先生为何能被公认为民国时期海内收藏第一人？

霍雨丰：刘体智先生的收藏中，青铜器、甲骨以及古籍这三方面最为突出。他的成就首先是收藏数量很多。从他后来捐赠的情况可见一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他将手中剩余的八十七件青铜兵器和包括宋、明善本在内的六万余册古籍，以及数量众多的金石拓本、碑帖、地图等珍贵资料无偿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53年，他把收藏的两万八千余片甲骨全部归让中央文化部；此外，他还编著了《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善斋吉金录》《书契丛编》等书，备受学者关注。

羊城晚报：策划本次展览的初衷是什么？

霍雨丰：2024年，刘耋龄先生将其祖父刘体智先生相关的61件珍贵信札捐赠给广州博物馆，包括罗振玉、容庚等名家及史语所等机构致刘体智的信函。这些信札是研究近代学人治学、收藏、交游等方面生动具体且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近代金石学、历史学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此次展览，我们旨在向公众讲述这些珍贵文物背后的故事，展示民国学人之间的研究交流，以及他们崇高的爱国情怀。

羊城晚报：从本次展览中看到的刘体智与民国学人的交往故事令人感怀。

霍雨丰：刘体智先生一生与众多著名的民国学人交往频繁，如罗振玉、容庚、唐兰等。他们或开展青铜器、甲骨的相关探讨与学术交流，或分享各类珍贵文物的收藏信息，或互赠著作、拓片以促研究。他们关心民族、国家命运，心系珍贵文物流转收藏，在时代洪流中互相关怀牵念、惺惺相惜。其中，刘体智与容庚来往最多。容庚先生很喜欢写日记，把每天发生的事情记下来。在他的日记里，我们至今能数出有90条与刘体智先生相关，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