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南明是明朝都城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政权，从1644年至1662年，历经弘光、隆武及永历等政权，共计18年。

在这18年间，南明一直处于一个国家不断挨打、领土不断萎缩及君主不断更迭的状态，用苟延残喘形容丝毫不过分。

而历史上同样偏安的南宋却从1123年延续至1279年，足足挺过了一个半世纪，同样是正统汉人政权，同样是倚仗长江天险，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在小编来看，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联虏平寇的错误战略

1644年3月，陕北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北京，大势已去的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怀着满心的绝望自缢在煤山上，延续276年的大明王朝终于寿终正寝。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中华大地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盘踞在东北的满清政权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引领下，攻入山海关，赶跑李自成，成为京师新的主人。

二是在清军入关后，大量明朝宗室和朝廷文武南迁，在凤阳督师马士英等地方军阀的拥立下，福王朱由崧于1644年5月在南京继位，是为弘光，南明正式建立。

这样一来，华夏中土由明朝与李自成大顺政权的较量变为清朝、大顺和南明三足鼎立。

此时的南明占据淮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且在广大士民眼里，弘光政权才是明朝的合法继承者。

所以弘光政权必须确立正确对外战略才能保证自身长治久安，尤其是大顺军和清兵都可能双双南下，对南京形成威胁。

只可惜弘光政权仍把对付大顺军作为当务之急，大学士史可法提出:“目前最急者，无逾办寇”。马士英则认为，坐视大顺军和清兵两虎相斗才是上策。

总之，史可法和马士英这对政敌在对外策略上反倒保持一致。

在弘光集团看来，满洲八旗不过区区十万，且是关外蛮夷，占领北京顶多是抢完就走，坐不住江山。

只有李自成才是真正的威胁，毕竟千百年来王朝的更迭不都是农民起义造成的嘛。

因此弘光政权制定了联合清朝消灭农民军的决策，这个方针就是所谓“联虏灭寇”。

弘光帝还派遣使者诏谕清朝，称顺治为清国可汗，并在诏书中提出四个要求:

一是安葬崇祯帝及其皇后，二是以山海关为界，关外土地给予清朝，三是每年十万岁币，四是犒金千两、银十万两、丝缎万匹、犒银三万两。

从以上内容可知，南明无非是在效仿南宋，以金钱岁币换取偏安江南，

只可惜清朝不是金国，八旗铁骑和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清统治集团无论是手段还是野心，都要比他们的完颜前辈强得多。

而南明也不是南宋，空有百万大军，却各自为战，没有强大的水师，也没有战斗力彪悍的岳家军。

清朝早已看出南明外强中干，使者左懋第到北京不久就被囚禁，使事失败。

不过镇守江北四镇的史可法却依然迂腐的执行联虏国策，当清军全力围剿李自成时，幕僚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西征复河南，不听，劝稍留徐州，又不听，一味退保扬州为上策。

而多尔衮致书史可法，扬言“联闯平南”时，史可法却只是为弘光继统的合法进行辩解，没有拿出对付清军的办法。

南明在错误的战略下越走越远，眼睁睁看着李自成被清军打败，随着大顺政权的垮台，清军很快战略东移。

1645年4月，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兵败扬州，后清军大肆屠城，史称“扬州十日”，扬州百姓惨死者80余万。

随后清军渡过长江，攻克南京，5月22日，弘光帝被俘获，送往北京，弘光政权仅一年就宣告垮台，南明在失去长江天险后，整个南方腹地暴露在八旗铁骑面前。

从此只能陷入被动挨打逃跑的境地，而这一切源于“联虏平寇”的错误战略，这就是所谓一步错，步步错。

二、党争和内斗成为消耗南明肌体的毒瘤

如果说“联虏平寇”是南明快速灭亡的加速器，那无尽的党争和内耗则是根本因素。

在朱由检自缢后，在南京很快展开一场拥立新帝的斗争，主要竞争围绕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展开。

朱由崧的支持者以凤阳总督马士英、江北总兵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等地方督抚和军队大员为主。

朱常淓的支持者为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及原礼部侍郎钱谦益等东林党朝臣。

几经博弈后，朱由崧在马士英等的拥立下进入南京继位，不过在统一政权的表象下，一场以马士英和东林党之间的暗战开始展开。

很快史可法被排挤出决策层，以兵部尚书的名义前往扬州总领江北四镇进行防御，只可惜史可法空有督师之名，却无实权。

刘泽清、刘良佐等江北军队首脑无一人听从指挥，在清军攻打西北李自成时，江北各军内斗不断，沿途烧杀抢掠只为一己私欲，始终未能建立起坚实的防线。

1645年3月，多尔衮将军事重心东移，命多铎移师南征之际，弘光政权内部爆发太子案，党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起因是一名叫王之明的少年，诈称自己是皇太子朱慈烺，于是一批对朱由崧政权不满的人乘机兴风作浪，散布谣言。

一场围绕着“太子”的真伪在南明社会中掀起轩然大波，驻守在武昌的南宁侯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顺长江东下争夺南明政权，企图铲除马士英党羽。

马士英急令江北军队南下布防，而面对清军的江淮防线陷入空虚，致使多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连续攻破徐州、亳州，迅速向南推进，势如破竹，兵临扬州城下。

史可法要求各镇赴援，均无响应，刘泽清、刘良佐等人不思抗敌，反而以入卫南京为名，率部南逃，其余总兵将领纷纷投降，史可法孤身一人率领扬州城军民顽强抵抗，最终英勇就义。

1645年5月清军渡长江入南京，弘光皇帝本人被俘虏送往北京，只可惜在南京政权垮台前夕，各派势力还在围绕太子案进行斗争。

1645年6月，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并得到南方各省承认。

然而在其监国仅四十天，鲁王朱以海也在绍兴监国，东南地区一下子出现两王并立的局面。

这时南方各地士族百姓因为反对清廷剃发令，开始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进行声势浩大的起义，清军南征的脚步暂时停下。

只可惜隆武政权与鲁王政权不但没有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团结一致发展抗清斗争，反而彼此之间为争夺正统地位勾心斗角，互相挖墙脚，双方关系形同水火。

1646年5月，清朝腾出手来派大军征讨浙东，进逼绍兴，鲁王政权根本无心恋战，前方防线瞬间土崩瓦解，大批朝臣叛明降清，朱以海经台州乘船逃往海上。

鲁王政权被消灭后，清军继续南下进至福建边界，朱聿键虽名为皇帝，但实权被福建总督郑芝龙掌握，郑芝龙出身商人，是一个精明的投机主义者。

早在1646年初，郑芝龙已看出南明败亡苗头，即与福建同乡，已投降清朝的洪承畴联络，在得到清朝将广东管辖权交与他的允诺后，郑芝龙从隆武辅政大臣，摇身一变成为清廷内应。

1646年6月清军兵分两路由仙霞关、分水关进攻福建，事先得到消息的郑芝龙将部队全部南撤，致使两大险要关口无一人把守，清军迅速通过，一路上未见隆武一兵一卒，轻轻松松占领福州。

可怜的隆武皇帝在汀州被清军射杀，而郑芝龙降清后不仅没得到清廷许诺的利益，反而被清军押送北京软禁，并于1661年被斩首。

隆武帝被害后，桂王朱由榔于当年10月在广东肇庆称帝，是为永历。

虽然在此后的十年间，永历掀起几次反清斗争高潮，统辖范围恢复到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全部，湖南、四川两省大部，以及广东、江西、福建、湖北四省一部。

但在一片形势大好之际，永历内部再次发生分裂，大将孙可望嫉妒李定国的功绩，密谋篡位，引发南明内讧。

李定国拥永历帝至云南，孙可望降清并将西南军事情报全部告知清廷，滇黔虚实全部暴露。

1658年，清军主力从湖南、四川、广西三路进攻贵州，第二年吴三桂率军攻入昆明，永历被迫逃亡缅甸。

然而仅仅两年，缅王受到清廷压力，将朱由榔送交清军带回昆明，

1662年朱由榔被吴三桂绞死，至此轰轰烈烈、内部纷争不断的南明宣告灭亡，清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得以确立。

三、地缘政治决定南明无法香火延续

除了战略失误以及党争内耗，南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糟糕的地缘，这种劣势主要在南京失守以后。

弘光时期，如果南明能够同仇敌忾，加紧发展水师江防，可以倚仗长江天险自守，然而随着清军南渡，南明地理优势不再。

浙江福建是东南腹地，虽多山地丘陵，但不足以自卫，且与其他省份有漫长的边界线，根本无法抵御清军强大的八旗铁骑。

而永历长期固守的云贵虽易守难攻，但腹地狭小，土地贫瘠，无法支撑一个庞大政权的运转，不似四川盆地沃野千里，有群山环绕，自给自足。

历史上也没有任何正统政权长期割据云南，所以永历朝灭亡不过是或早或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