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佛郎机传》记载：明朝时候的人不知道葡萄牙人是从哪里来的，称之为“佛郎机”；在海上遭遇了葡萄牙人船只的火炮袭击，明军与之交手时一开始吃了亏，几经努力最终将他们赶走了。以后再遇见这样的船和炮，便叫：“佛郎机来了！”中国虽然是火药的发明者，却没有见过这种玩意儿。当时带兵跟葡船相遇的海道副使汪鋐在嘉靖二年上奏疏云：“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恃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明世宗御批：“许之。”

为了仿造葡炮，汪鋐派人借收税之机到葡船上悄悄地与在船上做工的中国人杨三、戴明接触，因为这两人 “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杨三等因被许以重赏，便以小船引接到岸，中方即依法制作。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胡宗宪《筹海图编》都记录了那“铳”是怎样的，那船是怎样的，等等。至于火药，肯定不是我们放烟火的那种。

可见在16世纪初的中国，这些玩意儿还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看来，汪鋐引进“佛郎机”是中国第一次系统地引进外国火药武器，后来徐光启受命练兵时，在奏折上还是建议要到澳门去买葡炮，葡萄牙人有比佛郎机更好的大炮。能从澳门葡人这里得到西洋火器，这也是明朝容忍葡人租住澳门的原因之一。

几十年后，利玛窦来到中国，首先也是在澳门落脚。多年后他对中国和欧洲的建筑物作了一个对比。他说：“从房屋的风格和耐久性涽，中国建筑在各方面都逊于欧洲。”他认为，中国人只是为自己盖 房而不是为子孙后代，欧洲人则遵循他们的文明的要求， 似乎力图永世不朽（《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

十五六世纪是欧洲土地正在绽发近代科学思维的时代一—哥白尼、刻卜勒、布鲁诺、伽里略的时代。利玛窦带着这个时代的印记到中国来了，既带来了天主教义，也带来了天文学、测量学、几何学、水利学……徐光启、李之藻等晚明士大夫本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精神，向传教士们认真地学习科学知识。徐光启向利玛窦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每日下午诣利氏寓所，请“口传，自以笔受焉。反复展转，求合本书之意…...凡三易稿”。后来译成《几何原本》六卷。

他说：“下学工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接着他又据利玛窦口述笔录《测量法义》、请教“水法”，以为＂悉皆意外奇妙，了非畴昔所及“。所以，至少在徐光启所赞不绝口的这些科学，为中国当时所无。（《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

而在利玛窦眼中，中国的“科学”是相当不科学的。例如他发现中国很看重天文气象，但是＂中国天文家却丝毫不肯费力气把天体现象归结为数学计算。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来确定日月蚀的时刻以及行星和别的星的质量，但他们的推论由于无数的错误而失误”。他说中国诚然有些数学科学知识，”但这些知识很少是以确切的数学证明为基础的"。

利玛窦等人对徐光启等几个有数的士大夫可以说起 了“启蒙”的作用。只是徐光启等人势单力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形成气候。

中国官方过于看重实际目标，决定采用西法后就长期依赖传教士操办天文工作，满足于他们制订的历法和观象台的仪器。总的来说，朝廷和钦天监没有着意培养通晓欧洲科学理论和仪器技术的人才。钟表制造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大概朝廷把西洋科技专家当成了召之即来的臣民，不需要培养另造仪器的本国技术专家。

传教士对欧洲科技的介绍已经超出了天文学和仪器的范围。艾儒略(Julius Aleni, 1582-1649)应中国学者的请求，写成《西学凡》，于1623年将它刊刻。它介绍了欧洲的文、理、医、法、教、道六科，其中理科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形而上学、数学和伦理学。文中讲到欧洲人对发明创造、数学及其应用的重视。然而，中国社会对欧洲天文学的有限需求限制了西学在这个国家的传播和发展。直到清末，钦天监的主要任务仍限于推算历法和观察日食、月食与异常天象等。与传教士有接触的中国学者对近代西学和西方社会尚未达到较准确的较全面的理解和把握，他们缺乏的是进一步接触西学的机会，以及足够的求新动机和刺激等。

有关中国学者通过学习拉丁文来主动阅读欧洲科技文献的记载，这样的史料从来没有被发现过。

在长期与周边国家和民族交往过程中，中国人感觉到自己在文化、官僚制度、经济等方面占据优势，从而养成了自信心和文化优越感。这种心态得到了大国的国力的支撑，使中国人更加注意维护自己的荣誉了。南怀仁注意到：“中国人总是自大地轻视外国的民族，好像他们都劣于自己”，“中国人自豪地把自己视为所有人中最聪明的”。在没有足够的外来刺激和竞争的情况下，那些守旧的官员陶醉于他人效仿自己的官僚制度、法律和文化。当传教士带来先进的西方科技时，守旧者不能容忍欧洲人掌管中国天文事业，不愿意接受西方天文学优于中国历算的现实。

文化的成熟会鼓励守旧、崇古和敬畏权威的风气。明末时，利玛窦的印象是：“中国学者除了遵古而外，并没有别的信仰依据。”（《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427-428页）

徐光启反对沿用《大统历》，积极采用西法，主张“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模型”。入清以后，旧朝遗民仍然十分怀念明朝和传统，满清认同并进而尊崇汉文化，社会上不乏复古的土壤。玑衡抚辰仪的制造，主要是受自信的乾隆帝的意愿及当年学术界复古思潮的影响。它还反映了将西法纳入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框架的努力，后世所谓的“中体西用”是这一努力的继续。

徐光启在采纳西法时怀有赶超西方的理想，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374页）。从此，一些学者致力于“会通中西”。有的会通者甚至误入了论证“西学中源”的歧途。这种思潮之所以未能严重妨碍西学的传入，大概是因为皇帝和许多士大夫支持会通，十七世纪的外来科技和宗教还不足以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对中国人的自尊心的冲击是有限的。

旁观者的看法是值得注意的。1730年，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在一封信中谈到钦天监的问题。他认为，钦天监的氛围不鼓励学者追求科学研究和竞争，人们坚持按部就班地做事，以至观象台无人在用望远镜去发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望远镜和座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皇帝不知道它们在准确观测方面的价值，墨守成规的人极力反对这类发明（韩琦《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1卷第4期）。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传统社会缺乏不断探索新知识和革新技术的动力；社会上很难形成一种彻底消化吸收外来科技，进而追求世界潮流的氛围；传教士及其合作者引入的那些新东西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复兴，但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激活老态的中国传统科技体系，不能启动中国科技的近代化。

法国年鉴派的史学家布罗代尔说：西欧是从13世纪开始向新世纪挪动的；顺便说中国却在这个世纪慢慢停下来了。中国为什么停下来了？布罗代尔说他说不清楚；只是提了个问题。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我国古代文明何等辉煌夺目，直到现在互联网连通世界多年了，还是有人闭目塞听不愿意看一下真实的世界。那种一切以古为荣的心理似乎仍在某些地方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