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李宗仁回国，成为了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李宗仁仍然想念着家乡，于是向国内抛出了想要回国的橄榄枝。

对此，毛主席和周总理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表示国民党人对中国的统一也有贡献，可以既往不咎，但周恩来也表示，李宗仁回国要做到“四不可”和“过五关”。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争取李宗仁回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李宗仁悄悄离开大陆去到了美国。在美国，他本想依靠美元寻求第三条道路，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短短几年间展示出了它巨大的生命力，也让李宗仁意识到这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当时的他也曾指着报纸对朋友说道：“共产党真了不起”。尤其是在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中发表的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声明，而这也打动了他。就是这样一份声明，也改变了李宗仁的人生道路，使得他萌生了回国的想法。

周恩来在声明上说道：

“中国人民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万隆会议结束后，李宗仁在程思远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大纲，并亲自写出了台湾问题的建议。

建议书之后便提交给了艾森豪威尔、艾登和尼赫鲁，建议书的具体内容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中国人之间如假以时日，没有不能解决的事。经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间，就可召开一个全国会议，由自由中国人与中国共产党试行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问题。

李宗仁在政治立场上的转变是十分重要的，李克农分析之后，认为他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层。第一，在万隆会议之后，国际舆论主张和平解决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舆论的呼声逐渐增高；第二，我国政府对蒋介石集团分子的宽大政策，和这年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海外归来的实际影响。

李克农认为，李宗仁向新中国靠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周总理也表示，我们是可以争取李宗仁的。

为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党决心争取李宗仁回国。但这件事情比较复杂。主要原因是，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之后，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但仍旧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

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处在当时比较微妙的阶段。再就是李宗仁是美国扶植取代蒋介石的人，而他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有关注，所以不得不提防李宗仁离间我党与台湾的关系。于是，党中央为了慎重，首先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政策。

到了1958年，中共中央得知李宗仁决意归来，毛主席便在一份文件中批示：

恩来同志，此事似可告知台湾方面，指出美国毁蒋阴谋，叫蒋注意。注意的点在美国，不在李宗仁。

程思远

周恩来在思考如何争取李宗仁时，想到了程思远。程思远得知消息之后，反复权衡利弊，决定亲自赶赴北京与共产党接触。

尤其是当他知道这件事是由周恩来亲自过问时，便认为如果李宗仁现在回国是最合适的时机。程思远的选择也得到了很多老友的赞赏。于是在1956年4月28日，程思远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

周恩来恳切地表示，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的国共合作。此次谈话，周恩来希望他能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海外人士和李宗仁。周总理的真诚也彻底打动了程思远，他也感觉到非常光荣，当即表示愿意为此而努力。

于是，程思远也帮助中共展开了争取李宗仁归国的工作。

周恩来表示：他要做到“四不可”和“过五关”

不过，从李宗仁他自己来说，也有一个试探中共的过程。

1958年，程思远的女儿林黛回到香港探亲，说起了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况，她告诉父亲，李先生在美国住不惯，所以总想回国。

李宗仁和程思远

不久之后，程思远也收到了李宗仁的来信，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

当时，李宗仁说这些文物自己买下的时候花了11万美金，但经过我国专家的鉴定，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赝品，最多值3万美金。

当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之后，表示，可以给他5万美金，毛主席却笑着说道：

“恩来同志，你一辈子做统战工作，这是人家以此做敲门砖，投石问路，又不是做买卖。他要11万美金，就让李先念给他12万美金。”

毛主席果然识破了李宗仁的想法，后来李宗仁也曾说道：“共产党是识货的。”

于是，李宗仁回国的思想更加强烈了。在此期间，程思远也成为了中共和李宗仁之间的传话筒。1959年国庆。周恩来召见了程思远，表示现在回国的时机尚未成熟。

由于当时国内的情况比较复杂，国民经济已经出现困难。最重要的是，李宗仁虽然有了归国的意向，但思想并不充分，对美国还有幻想。除此之外，李宗仁仍然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特务的监视，所以这件事一定要慎重。

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让程思远帮助李宗仁摆脱对美国的幻想，向新中国靠拢。

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李宗仁认为现在是他改变对华政策最好时机，于是他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一方面祝他当选总统，一方面建议他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便邀请程思远到北京商谈。在谈话中，周恩来要程思远转告李宗仁，目前肯尼迪政府也有困难，不能期待他改变对华政策，不要对他们抱有幻想。

在周恩来的提醒和程思远的劝说下，李宗仁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改变了立场。

1963年夏天，李宗仁在接受女记者的采访中，对共产党表示了肯定：“我不是共产党，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他也承认：

“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这番话表明了李宗仁的立场，国内也看到他的诚心，于是便开始积极准备李宗仁回国的事宜。

于是，李宗仁回国的事宜正在稳步进行，1960年，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和程思远商定在欧洲会面的地点以及联络方式。

郭德洁和李宗仁

1963年11月，程思远再一次来到北京，向他表示了李宗仁回国心切的情况。党中央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认为李宗仁归来的时机已经成熟。程思远也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去到欧洲与李宗仁面谈。

临走前，周总理提出了“四不可”和“过五关”。

四不可就是说要摆脱美国关系，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和第三势力搅在一起，不介入中美关系。过五关是过好思想关、政治关、家族关、社会关、生活关。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提出了“四可”政策：

第一，重回美国料理些事；

第二，回来看看，住一时期再回去，保证来去自由和保密；

第三，留欧，如考虑愿为祖国做些事，欢迎，经济上有困难可帮助；

第四，决心回国，欢迎。

对此，李宗仁一一表态，这些条件他全部接受：“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正当一切进行得顺利之时，美国的一家报纸发表了误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章，并在国际上引起了不良的影响。而我们只能被迫推迟李宗仁回来的安排。

经过充分的准备，李宗仁归国的时机逐渐成熟。

1964年，随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李宗仁再一次被新中国震动不已。这个消息也更加坚定了回国的决心。

1965年，毛主席在一份文件批示了欢迎李宗仁回国的文件。

这年3月，李宗仁致信程思远，表示了他急于回国的心情。周恩来得到报告之后，果断决定他可以启程。而这个时候，陈诚刚刚去世，李宗仁的回国也能推动台湾的工作。

终于，李宗仁归国的时机到来了，他的夙愿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李宗仁归国

1965年7月20日，新华社播发了李宗仁乘飞机从海外归来的消息。7月20日11时，李宗仁乘坐的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周恩来、彭真、贺龙等人专门来到机场迎接。

在欢迎的人群中还有一位特别的人，这个人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他也到机场专门欢迎李宗仁的到来。

周恩来等人到场亲自迎接，李宗仁也在机场发表了声明，他说道：

“16年以来，我以海外戴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使国家蒸蒸日上……我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

1965年7月20日晚，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政权全国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归来。

宴会之后，周恩来亲切地对李宗仁夫妇说道：

“你们回来了就要安个家，现初步安排了三个地方，由你们随意挑选。有关生活、住房等问题，均由国管局的高富友副局长全权负责。”

之后，高富友便向李宗仁介绍，已经给他挑选好了三处住房供他们选择。在之后，周恩来考虑到他们的生活，批示国务院给李宗仁拨款15万元，其中5万元是现金，作为安家费；10万元是存着，作为生活用，全部将其交给了他本人。

对于李宗仁，国家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见对他的肯定和重视。为了向全世界展示对海外游子归来的欢迎，在1965年10月1日国庆节，毛主席特意邀请李宗仁先生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

晚年，李宗仁身患直肠癌在北京医院住院。手术结束之后回到家中治疗，之后还应邀出席了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9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宴会持续了两个小时，李宗仁在会上觉得身体不适，回家之后就一病不起。终于在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逝世，享年78岁。

临终前，李宗仁特立下遗嘱，还专门给毛主席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他回国一事表示是走对了的，他对祖国怀着无限的期望，所以他在弥留之际，最希望的就是台湾能回到祖国的怀抱，或者为解决台湾问题贡献力量，此外没有别的选择。

出于对国家的信任，李宗仁还把后事一一交给了国管局代他处理，讲珍藏的两百多年的名酒送给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补身体。关于自己的财产，他要求公家的东西归公家，由国管局收回；李家的东西归李家，交给夫人胡友松。

李宗仁去世后，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批准下，李宗仁的遗体被送进了八宝山，在这里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由周恩来主持。

李宗仁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不过所幸他在重要关头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也能让自己安度晚年，有了个圆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