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洒度(1904年—1934年),湖南省平江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在校加入共产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成员之一。1926年随叶挺独立团北伐到武昌,任二方面军警卫团第一营营长。1927年8月赴南昌,奉命指挥警卫团,旋任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长。9月参加秋收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在向平江长寿街进攻途中,因前锋邱国轩团叛变失利。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力主“取浏阳直攻长沙”,反对向农村进军。是年10月至次年2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军事部长。以后投靠南京国民党政府,参加复兴社,主办《北方日报》。并任国民党第六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后被蒋介石枪杀于南京。
余洒度
余洒度曾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曾是卢德铭黄埔军校同学,秋收起义中时,任总指挥卢德铭的副手,是中共的高级将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却投靠了蒋介石,最后还被蒋介石枪毙于南京。本文为你解密余洒度的曲折人生。
余洒度(1904-1934),谱名修瑞,号梅宣,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安定镇三眼桥人。父余家椿,字翰生,号永年,又号稳年,历任湖南司法司科员、宁乡地方检察厅书记官、湖南陆军第三师司令部参议、湖北吏治研究会会员、湖北省民政厅第二科科员,1933年奉国民政府铨叙部以荐任职分发江苏省政府任用。因而,余洒度家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裕。
余洒度是黄埔二期高材生,与同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自贡市自流井区仲权镇竹元村人)皆为同期。在校期间,余洒度十分活跃,也曾参加周恩来创办的血花剧社,并成为其中的骨干成员。
卢德铭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成立警卫团,卢德铭出任警卫团团长,副团长就是余洒度。
南昌起义之际,警卫团卢德铭原本打算按照上级指示率部参加南昌起义的,可当他赶往南昌时,得知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经南下,而此时警卫团奉卢德铭的命令留驻修水待命,具体由余洒度负责。
同年9月,秋收起义即将打响,按照“八七会议”精神,中央指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负责具体执行计划,彭公达为湖南省委书记,毛、彭抵达长沙后,经过改组,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委员有四人,即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毛泽东
第一师下辖四个团,第一团,团长钟文璋,部队的主要构成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省崇阳、通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组成的头等主力第一团部署在修水。第二团,团长王新亚,部队位于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三团,团长苏先俊,部队驻扎在铜鼓,主要以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四团,团长邱国轩,也就是原黔军余部的一个团,同样驻扎在修水。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四支革命武装力量可以看出,起义部队主体主要是由原国民党军人员、工人、农民和黔军构成。
虽说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麾下仅有四个团5000余人,但整体来看部队的战斗力还是比较高的。按照原先的设想,四个团在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等地起义成功后,所有部队全力进攻长沙,从而一举拿下湖南省省会。
当战斗真正打响后,第一团从修水等地出发后,迅速把主力推进到了金坪,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当时的第四团邱国轩部负责配合第一团的行动,邱国轩毕竟时军阀出身,见钱眼开,看到第一团缴获如此丰厚的战利品后,突然调转枪头给了第一团一个突袭,打得该团措手不及。仓促之间,第一团溃不成军,部队被打散,损失人枪200多,邱国轩乘机率部逃跑。致使部队受到重创,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
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后,毛泽东指示所有部队立即向浏阳东南的文家市集中,并召开会议提出放弃攻打长沙的正确意见。但余洒度仍然坚持要攻打长沙,认为长沙乃一省省会打下来对国民党反动派势力将会形成强力威慑。总指挥卢德铭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三团副团长兼三营营长的伍中豪也完全赞同,但身为师长的余洒度却固执己见。眼看队伍有了分裂的危险,伍中豪拔出佩枪怒斥道:“是你来领导前委,还是前委领导你?”余洒度见伍中豪这架势,又知道自己理亏,便默不作声,部队也就此放弃攻打长沙,转而向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进军。
伍中豪的革命诗
然而,军阀习气顽固的余洒度并没有丝毫收敛,把“有枪就是草头王”的那套带入了部队中。当秋收起义余部打算途径芦溪继续向前进发时,部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在战斗中,原本总指挥卢德铭指挥得有条不紊,可在这个关键档口,余洒度发出的指示几乎与卢德铭的相违背,这就搞得部队官兵不知该听谁的好,顿时思想陷入一片混乱。卢德铭眼见部队即将崩溃,不得不带头冲在前方打冲锋,试图以这种办法激励士气,迅速扭转不利的战局。结果,却不幸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总指挥卢德铭之后,军中再也没有能牵制他了。余洒度毕业黄埔二期,论军事素养实乃科班出身,因此,他瞧不上农村包围城市那一套,认为向井冈山进军不妥,而此时,伴随着卢德铭的突然牺牲,部队再次面临随时解体的危险。
此时,莲花县农会人员报告前敌委员会:当地国民党抓捕了一批农会干部,并关在了监狱里,而莲花县目前只有两个民团守卫,请求帮助解救。余洒度对农会的报告嗤之以鼻,因为他认为,以目前仅有的百号人根本拿不下一座县城,去了也只会白白葬送性命。而毛泽东则不以为意,他认为这是个重振士气的好机会,只要运筹得当,攻取莲花县十分有把握。
于是,毛泽东带领着手中的农军和工人武装对莲花县发起了突袭,在一番战斗后,莲花县被红军攻破,毛泽东声威大震,余洒度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狂傲。部队抵达三湾后,毛泽东经过认真仔细地考虑,认为余洒度此人军阀习气过甚,根本不可能从根源上纠正,要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必须要有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并且还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所以,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就提出把目前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因为部队只剩下800多号人,没必要再打师的番号。既然要缩编成一个团,那就要选出新任团长。可在关键时刻,余洒度却偏偏惺惺作态地表示:大家可以提名嘛,不一定要选我,我们还是要实行民主制度的。
余洒度此举本意是想提醒别人,这个团长非我莫属了,别人还真不行!令人没想到的是,毛泽东顺势说道:既然洒度同志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提个名,张子清怎么样?
这突如其来的一项提名让余洒度猝不及防,经过最终民主投票,陈浩(后叛变革命没被枪决)被任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此时的余洒度见没能当上团长,又羞又恼又气,对工农红军极度不满。
余洒度向来心高气傲,这次他肆意妄为,擅自指挥,直接导致了卢德铭总指挥的牺牲。而原本5000多人的起义军,也在他的错误下,只剩下了不足千人。损失十分惨重。
卢德铭的牺牲。余洒度因此失去了师长的职务,余洒度的心中愤懑油然而生,他错误的认为自己付出那么多,却要遭受如此不公平的对待。余洒度作为黄埔毕业的高材生,经受过专业、系统的军事训练,认为凡是打仗就要是大规模的,所以他看不起所谓的“泥腿子”、“土包子”。当时我军在实行游击战术,他却常常嘲笑说这是“逃跑战术”。当我军决定放弃长沙,以农村包围城市时,余洒度更是坚决反对,他认为不首先攻取城市,反而跑去没人重视的农村地区,这是不可理喻的。
1927年10月3日,起义部队在宁冈古城的时候,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给毛泽东和余洒度两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已取消进攻长沙。苏联驻长沙领事马也尔大光其火,中央也要追究放弃进攻长沙的责任。命令部队暂住湘赣边待命。余洒度作为当时的军事主官,需要前往述职。
余洒度到长沙向湖南省委报告工作后,湖南省委批评了余洒度的错误,但还是认为他有能力,任命他为省委军事部长。1927年10月19日,他写了一篇《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刊登在中央内部秘密刊物《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上,该文后来成为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
1929年2月,中共湖南省委派余洒度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由于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围捕,中共中央不断改变接头方式,余洒度到上海不久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于是余洒度参加了谭平山、章伯钧等人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并受邓演达的委托筹建黄埔革命同学会。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当晚12时许,黄埔革命同学会总会也被查封,接着,余洒度、陈烈、黄雍等20余人被逮捕。
余洒度被捕后。第一时间想到了蒋介石。敌人尚未对他动刑,他便主动说:“我是校长的学生余洒度,我这次来上海,本来就是奔着校长而来,没想到误入歧途。如今重回师门,就是来为校长效劳的。”
余洒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早年与蒋介石有一段缘分。
1924年8月,余洒度考入黄埔军校步科第二队,当时他在黄埔军校是与“黄埔三杰”之首的蒋先云一样,是颇受国共两党首脑器重的黄埔娇子。
1925年1月18日,黄埔军校血花剧社成立。血花剧社隶属于黄埔军校政治部,社长由校长蒋介石担任,实际领导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日常事务工作由剧社总务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负责。蒋先云、王一飞是剧社的主要干部,共产党员杨其纲,为血花剧社秘书,余洒度是血花剧社骨干。
1925年2月1日,由共产党员蒋先云等人倡导建立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州大学正式成立,余洒度又成为该会的骨干成员。1926年1月17日,黄埔军校举行第三期学生毕业典礼,在黄埔三期生离校欢送大会上,当时血花剧社负责人之一的余洒度联合吴树勋、郑俊生、卢一珑等人出场演五个大节目。1925年两次东征期间,余洒度带领剧社随军担任宣传工作。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员被迫离开黄埔军校,退出了血花剧社。蒋介石决定改组剧社,组织改组筹备委员会。5月11日,血花剧社以社长蒋介石和筹备改组委员王君强、李超、余洒渡联名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血花剧社紧要启事》,阐明剧社成立以来的成绩和改组原因。5月18日改组大会举行,推定蒋介石续任社长,余洒渡等五人为执行委员,伍翔等五人为监察委员。
与此同时,蒋介石决定成立黄埔同学会,并指派余洒渡、曾扩情等人为筹备员。1926年5月中旬,在广州中山大学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校长蒋介石任黄埔同学会会长,余洒渡任宣传科长。
蒋介石对余洒度的能力还是比较认可,因此,蒋介石对余洒度采取宽容态度,送入国民发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受训后,让余洒度担任国民党第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并且还让余洒度进了戴笠领导的复兴社(军统前身)。从此,一位曾经的中共高级将领,变身为蒋介石的反革命工具。
余洒度进入特务组织复兴社后,工作积极,能力也强,很快成为复兴社的骨干成员,深得蒋介石和戴笠的信任。
蒋介石派余洒度与复兴社骨干刘健群成立宣传总队,余洒度率领500余人,赴华北宣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1933年,蒋介石授意余洒度,在北平主办和发行大型日报《北方日报》,余洒度利用手中的《北方日报》,为蒋介石的政策大做宣传,鼓吹“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对此十分满意。多次批示对《北方日报》进行表扬。
余洒度受到蒋介石的肯定之后,居功自傲。一度身边的人谁也看不上。这就得罪了有权人。他们开始抓余洒度的的辫子,并不时的通过不同的渠道,向蒋介石和戴笠打“小报告”,时间一长,生性多疑的蒋介石和戴笠,对余洒度滋生了不满。为此蒋介石还专门招见余洒度谈话,戴笠也对余洒度提出了批评。
受到批评后余洒度,感到十分委屈,于是借酒浇愁,成天花天酒地,广交帮会组织和社会地痞,对复兴社自己的本职工作应付了事。余洒度由于生性的贪婪、自大,不久便利用职务之便,开始了他走私并贩卖毒品等行当,这种不法的行为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允许的。后来因为与黑帮分赃不均,多次被帮会告发。1934年,他又与宪兵团联手走私鸦片,再次因分赃不均,一怒之下,宪兵团团长向上头检举揭发了余洒度。
余洒度贩卖鸦片事发之后,政界、军界沸沸扬扬,令蒋介石十分头痛,于是下令拘捕余洒度。锒铛入狱的余洒度被押往了南京受审,在罪证确凿之下,南京各报纷纷报道,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对这样不争气的学生,也不得不亲自下令,给予枪决。
余洒度在革命初期,他确实是一位有勇气、有才华的革命者,可面对革命前途的未知,使他失去了原本的信仰和方向。最终落得被枪毙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