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六月，刘秀在鄗县（今河北柏乡县北）称帝，国号汉，年号建武。十月，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刘秀建立政权后，首先致力于消除各地的割据势力。29年，统一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33年，消灭了割据陇西的隗嚣，36年，消灭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最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东汉初年，功臣众多，37年，刘秀大封诸侯王和列侯，功臣封侯者365人，外戚、恩泽45人，大者数县，小者数百户，各得享其衣食租税之利。

但在政治上，刘秀不给功臣实权实职，剥夺他们的兵权。功臣除了任边将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开国元勋得与公卿参议大政，但他们深知刘秀"不欲功臣拥众京师"，因此都不积极参与朝政，虚位而已。

刘秀特别注意从士人中选取人才参加到官僚系统中，认为这些人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国安民之术，又便于驾驭。对那些拒绝与王莽合作又有社会声誉的士人，刘秀更极其推重。他以特礼相待隐居不仕的严光（严子陵），表彰名节，以便天下归心。

东汉初年，由于长期的战乱，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国库空虚，财源枯竭。刘秀为使社会生产尽快得到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奴婢问题自西汉中期以来一直是主要社会问题之一。为了遏止奴婢问题恶性发展，使政府控制更多的劳动力，也为了在消灭割据势力的斗争中争取民心，从26至38年间，刘秀先后六次下达释放奴婢的诏令，三次下达禁止虐杀奴婢的诏令。诏令规定，凡属王莽以来吏民被没为奴婢而不合西汉法律的青、徐、凉、益等地吏民被掠卖为奴的，王莽以来因贫困而鬻妻卖子为奴的一律免为庶人。

主人抗命拘执不放的，按西汉的"卖人法"和"略人法"治罪。杀奴婢者不得减罪；残害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之刑罚。这些诏令对改善农民处境，缓和阶级矛盾，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利的。

东汉政府用减免租税的办法鼓励农业生产。刘秀即位之初就实行了十一之税，不久又恢复了西汉三十税一的旧制，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东汉政府还奖励生育，以增加人口，规定凡生儿育女者，免1至3年算赋。

流民问题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流民的大量存在影响政府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东汉政府的对策是：第一，用赐爵的方法来稳定自耕农的社会地位，防止其流亡。

如在54年，刘秀宣布"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已流亡者，只要重归故土或就地定居，向政府登记户口赐爵一级；其二，“假民公田”，即把国有荒地、苑囿及山林川泽借给流亡农民耕种，在3至5年内不收租税，甚至还贷给种子、粮食和农具，使这些人成为国有土地上的佃农；其三，通过赈济和减刑戍边来安置流民。

通过上述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东汉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耕工具的改进、水利的兴修和南方经济的较快发展。农耕工具的改进，主要有一牛挽犁的短辕犁的推广，全铁犁铧的大量使用，还有一些新型农具的出现，如四川乐山崖墓石刻中所见的曲柄锄，四川绵阳和牧子山崖墓中出现的大镰刀等，表明了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黄河修治是东汉初期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西汉末年，黄河决口，河水灌入汴渠，泛滥数十县。东汉初年，国家无力修治，黄河以南的兖、豫百姓深受其害。明帝时，水利专家王景和王吴，用堰流法修治浚仪渠。

69年，王景、王吴又率几十万人修治黄河和汴渠。他们在自蒙阴到千乘（今山东利津）海口1000余里的地段内，勘察地形，疏通水道，建造堤防，在汴渠上十里设一水门，控制水流，终于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自此以后的800多年间，黄河没有改道。

东汉时期还修建了许多水渠和陂塘，著名的有汝南的鸿隙陂（今河南平舆北），庐江（今安徽寿县）的芍陂，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的蒲阳陂，会稽的镜湖等。这些工程规模都很大，一般可灌田几千顷乃至几万顷。

西汉末年就出现了水碓，东汉时普遍使用，加工谷物的效率要高出手工舂米近百倍。东汉末年出现了提水工具翻车和渴乌，用于引水灌溉，大大节约了人力。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水利的兴修，东汉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垦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增多。

和帝时，垦田面积达到7320170顷。人口也增加到5300多万，接近于西汉时期的最高水平。由于东汉豪强地主隐匿的土地人口远多于西汉，所以东汉实际的垦田面积和人口数当超过西汉时期。

东汉时期，原来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原的江南地区开始发展起来，人口增加较为显著。如荆州地区，由西汉时的374万增加到627万；扬州由321万增加到434万；益州从455万增加到724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进步。冶铁业有较大发展。东汉初，南阳太守杜诗推广水力鼓风的水排，“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这项技术，欧洲是在1100年后才开始应用的。

河南巩县铁生沟遗址已用煤来冶铁，东汉时期铁器种类增多，铜兵器完全被铁兵器取代。铁锅、铁钉、铁剪、铁刀等汉代器物大量出土，说明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已大量使用铁器。

纺织业产品种类繁多，技艺精湛。河南、山东一带纺织业尤为发达，四川的"蜀锦"、会稽的“越布”，驰名全国。纺织品的种类有锦、缎、绫、罗、纱、绢、绸、帛等，当时内地的纺织品还销往西域，“丝绸之路”上有许多东汉时期的遗物。

造纸术的改进和推广使东汉时期的手工业大放异彩。根据近年考古发掘证实，我国在西汉时代就已经发明造纸术。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文景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纸质地图。纸由植物纤维制成，表面光滑平整，上面用细墨线条绘制着山川、河流、道路等图形。这张麻纸残片与此前发现的“灞桥纸"及居延、扶风等地发现的纸不同，不仅年代更早，而且纸质细致。

1990年，在甘肃敦煌与西安之间的一座汉代邮驿遗址中，又出土了很多生产于西汉宣、元时期的麻纤维纸，其中4件用墨写了文字，还有边缘清晰的整张麻纸出土。

汉和帝时，宦官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开始用树皮、麻头、破布等原料造纸。这种纸造价低廉，质量优良，适于书写，非常受欢迎，“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伦的功绩在于他在造纸原料和方法上的革新，使得纸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为人类科学文化的传播做出了伟大贡献。

由于大地主田庄的普遍存在，自然经济特点突出，东汉的商业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但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东汉的商业也有所发展。刘秀下诏恢复了五铢钱，结束了王莽时期货币混乱的局面，这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东汉城市中设有“市列”或“列肆”，是当时的市场，其中有许多店铺，商品种类繁多，如粮食、盐、铁器、纺织品、皮毛制品等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一些珍贵物品和中外名贵药材，也在市场上交换。都城洛阳和其他城市如长安、成都、宛、临淄、邯郸等，都是繁荣的商业都会。

东汉时，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商贸交往也很频繁。东汉政府在边境地区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合市"或"互市"，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