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末三国时期，佛法已经由中原传到了江南

在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到江南。最早大力弘扬佛教的是三国演义中三让徐州的陶谦，他命麾下的丹阳（现在的安徽宣城）人笮融，在徐州至扬州一带斥巨资修建佛寺、佛塔，用金、铜铸造佛像。礼佛之时，佛像外涂黄金，身披锦彩袈裟，三千名佛教徒在寺中诵读经文，路旁设席长数十里，前来观看和就食者多达万人。

东吴建国之后，建业（现在的江苏南京）迎来了著名的高僧支谦，建业由此也成了江南的佛教中心。

支谦，又名支越，字恭明，祖籍也是西域月氏，他的在汉灵帝时率几百国人移居中国，支谦在洛阳出生，算是“移民”。他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算是支谶的徒孙，支谶、支亮、支谦三代高僧形成“三支”传承体系，当时被誉为“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在支谦之前，佛经的翻译中过以“尚质”为主。

所谓“尚质”，是指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忠于古梵文原典，以最大程度还原佛经原貌，最显著的特点是最大程度还原佛经原貌，力求精准，但大量采用音译，译文可能生硬晦涩。代表的翻译家包括代表东汉末期的安世高、东汉末期的支娄迦谶以及唐朝高僧玄奘法师早期的译本。

所谓“尚文”，注重译文的文学性和可读性，用典雅的汉语表达佛经义理，使译文符合汉文化的审美习惯。按照现在的翻译术语就是在追求“信”的基础上，力求“雅达”。代表的翻译家包括后秦的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代表作为金刚经）、法师后期的译本（代表作为心经）。

而支谦通晓古梵文、汉语和西域各国语言，精通佛法，自幼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因此觉得前代过于忠于佛经原文的“尚质”译法效果不佳，主张按照调和“尚文”和“尚质”，对重要佛典进行重新翻译。

从佛典翻译发展的全过程来说，由质趋文，从而方便理解和传播乃必然之势，而支谦是最早的倡导者，他翻译佛经的代表作有《维摩诘经》《首楞严经》等。

支谦在东吴很受吴主孙权的信任，请他辅导太子孙登，后来孙登早逝，没能即位，支谦就隐居深山，并在六十岁于山中圆寂。

同时期还有另一位高僧康僧会，祖上是西域诸国之中康居国的商人。支谦是在汉献帝后期为躲避战乱从洛阳南下，而康僧会是经海上丝绸之路，从西域辗转到达交趾（现在的越南河内）后再北上，大约在东吴赤乌十年（247年）到达建业（现南京）。康僧会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最传奇的神异事迹就是为孙权献上舍利的故事。孙权召见康僧会时对佛法的灵验存在疑问，康僧会提及古印度阿育王建立佛塔奉舍利，孙权于是令人拿了一个密封的瓷瓶交给康僧会，要他求得舍利，最终二十一天后，瓷瓶获得舍利，五色光芒照耀到瓶外。孙权大为叹服，于是为康僧会建造佛塔和寺庙，由于自此东吴大地始有佛寺，所以为康僧会建造的这所寺院名为“建初寺”。此后江东吴地佛法大兴，现在的上海龙华寺、南京大报恩寺等名寺，都流传着康僧会献舍利的故事。

康会对于佛教传播更大的贡献是他从佛教的“悲愍众生”出发，结合孟子的“仁道”思想，使佛教融入了儒家孝义和仁道的思想，又与玄学道法的思想相呼应，从而是人们更容易亲近佛教，要求“王治以仁，化民以恕”。

根据中国佛教史来看，最初传播佛教确实少数民族的僧人和民众。当代学者季羡林认为，汉代的佛教文化是通过“有些今天名义上己经不存在的民族，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国传入的，这从最初译经者的姓名以及梵文译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胡说八道”这个俗语据说也与此有关。佛教修行的重要内容有“八正道”的说法，是指通向涅槃解脱的八种正确途径，包括正见、正志（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勤（正精进）、正念‌、正定，普通民众形容高僧宣教这“八正道”，说是“胡人在讲说八正道”，逐渐传成了“胡说八道”。

2、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快速发展

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人们开始在原有的儒、道思想之外寻求新的精神寄托。而统治者认为佛教能够净化人心、安抚社会。为了巩固统治，也开始利用佛教来教化民众。而佛教在安世高、支谶、支谦、康僧会、朱八戒等历代高僧，历经250年的传播（公元67年白马寺兴建，公元317年东晋建立），在江南和中原都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并融入了儒家孝义和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文化，进一步增强了其吸引力。厚积薄发之下，佛教在这个历史阶段开始了快速发展。

佛教的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兴寺庙，僧众大增。

江南和中原都兴建了大量寺庙，南朝仅仅在建业（现在的南京）就建有佛寺数百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形象地描绘了南朝寺院佛塔林立、佛教兴旺的景象。南朝梁武帝时期，寺庙数量竟然高达2486所，僧侣人数更是达到了8万多人。而中原也是不遑多让，据《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洛阳城内寺庙数量达到了1367所，并详细描绘了43座寺庙‌‌，记录了它们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和兴废沿革。而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朝北魏末年，寺庙数量竟然超过了3万所，僧侣人数更是高达200多万。这些数字未必真实，但整体反映了当时佛教的兴盛。

当然，盛极而衰，过于兴盛的佛教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劳动力减少、寺院经济膨胀等，这些也是中国历史上四次较大的灭佛运动的重要原因。

二是佛教和政治开始紧密结合。

在南朝，历代帝王都宠信佛教，并且把佛教和政治紧密结合。南朝的宋文帝认为佛教有很大的社会作用，并设筵招待僧众，开启了大南朝对佛教的拉拢。梁武帝萧衍更是从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的教义出发，自称“三宝奴”，梁武帝还多次举行盛大斋会，亲自讲经说法，先后4次到同泰寺出家为僧，朝廷支付大量的钱财赎身才还俗为帝，称为舍身和赎身。

在北朝，尤其是北魏统一北方后，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承认汉族的“儒”“道”思想之外，大力推崇域外传来的佛教，用来弥合胡汉文化差异。或者可以理解为，大家在信仰上处在同一起跑线，都是“重打锣鼓另开张”。

三是佛教与儒家、道家以及从道家衍生出来的玄学进行融合。

佛教最初在东汉初传时期利用“格义”佛教的方式传播，就是借用中国本土的思想或概念来比附和解释佛教术语。但直到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才从外来的舶来品，演变成了真正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中国佛教。佛教教义与儒家孝义和仁道的思想相融合，又与道家学说以及玄学道法的思想相呼应，“三流合一”的融合，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而最早代表儒释道“三流合一”的典故“虎溪三笑”，就是产生于东晋时期。通过陶渊明、慧远大师和陆修静这三位各自代表当时的儒家、佛教和道教登峰造极的人物，他们的欢聚畅谈，会心一笑，展现了佛教本身的魅力，也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共同进化的基因。

四是佛教艺术与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

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共同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这一点在石窟艺术中体现非常明显。

山西大同开凿于北魏早期的云冈石窟，早期窟龛受印度和中亚佛教艺术影响较大，佛像高鼻深目，衣纹厚重，具有明显兼有古印度和古希腊的犍陀罗风格。中期以后，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元素，佛像面容趋于汉化，衣纹流畅，体现了胡汉文化的融合。而到了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开凿的龙门石窟，造像风格更加注重线条的柔和与细腻，佛像面容清秀，衣纹简洁流畅，造像更加汉化，与云冈石窟的粗犷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审美特点。

还比如在佛教文学方面，不仅大量佛经在南北朝时期被翻译成中文，如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法华经》等。同时，中国僧人也开始创作佛教文学作品，如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佛经翻译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结合，不仅引入了佛教思想，还促进了汉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思想内容和文学形式，例如佛家偈语诗。

当然，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如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中，还广泛体现在寺院建筑、佛教文学、绘画、音乐、雕塑以及思想哲学等多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