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伯克利专家讲“民国”往事

作者：（美）陈治平

以下是此书第二讲 不同阶段的中华民国 之第二节“孙中山时代的中华民国”之“陈炯明故事”全文摘录：

1922年，直奉战争中直系获胜，恢复民国约法和国会，广州的国会议员纷纷北上。这时陈炯明主张停战，孙中山主张继续北伐，最终发生陈炯明军队炮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退居上海。此时，痛定思痛，加上对欧美日不施援手的失望，孙中山先生开始认真总结一生经历、考虑以俄为师，并跟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频繁接触、考虑国共合作的可能性。

1923年年初，孙中山与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事宜。孙、越会面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表示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苏俄将从外蒙古撤军，并承诺不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此时，拥护孙中山的滇、桂、粤军各部击败陈炯明，陈炯明退守东江。于是，孙中山再回广州，不再称大总统而称大元帅。

1923年年底，孙中山正式接受苏俄和共产国际支助的大量军火和金钱，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到广州作为孙中山的顾问，以俄共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力排一切反对，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正式合作，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3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为党代表，而以蒋介石为校长，苏俄也派出军事顾问协助黄埔建校。

10月，发生广州商团事变，孙中山以武力解决。同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政权，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但这时，孙中山先生的病情已急剧恶化。

孙中山先生当然不会预知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国共合作一年后，1925年他病逝于北京。

我们或许可以说：没有孙中山，就不会有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不但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也是近代中国的开路者。他打开了一连串大门，使中国的近代史有了不一样的面貌。

如前所言，1895—1922年，中国处处有孙中山的影子，然而处处不见他的力道。1924年孙中山进行国共合作、黄埔军校成立，他才对中国发生实质性的影响。

这要从1921年说起。

1921年12月1日，列宁派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跟孙中山在桂林会晤。马林来华的目的有两个：① 尽快扶持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支部。② 为苏俄长远利益打算，需要在东方寻找一个同盟国家；而中俄边界非常长，一个敌对的中国将是苏俄的噩梦，中国正是苏俄需要夯实的同盟国。

而此时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是在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其各派系都与国际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苏俄在中国能押的宝极其有限。比较“革命”的国民党，尽管是名不符实的大政党，但是孙中山先生却有着独一无二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金字招牌，虽然此时他没人、没钱、没枪，且列强已经很明显地不再把国民党作为扶持对象。而且，孙中山先生显然对“革命”非常坚定。于是列宁决定烧冷灶，支持孙中山。

孙中山的西洋教育背景，以及英语能力，使他的确盼望过英、美、日列强能够给予援手，支持他的民国理念，但是始终不见踪影。列强在华政治投资的短见与势利，完全看不见孙中山无形的政治能量。蒋介石在台湾出版的《苏俄在中国》就着重地提到了这一点，认为孙中山以俄为师的选择，乃是当时形势所逼的产物。

然而，列宁就是看中了孙中山这个有理念、肯坚持的性格。俄国或中国的，共产党人的革命，靠的就是这个理念。理念激发信念，爆出革命的激情火花，才能点燃燎原的大火。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的陪同下，跟孙中山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谈。马林直言孙中山自民国元年以来的政治困境：

① 无组织力的党，势孤力弱。

① 缺少强有力的外援。

③ 没有明确的革命理论与方略（那时，孙中山还只有“三民主义”这个不算很圆融的政治理论体系）。

因之，马林针对中山先生的艰难革命窘境，提出两点极为重要的实际建议：

① 改组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再造一个全新的、有生命力的国民党，国共两党合作干革命。

② 在苏俄人力财力的协助下，合作创办军校，培养党的军事干部，进而组建党的武装力量，以革命党领导革命军干革命事业。一言以蔽之：党办军校，党指挥枪，枪杆子里出政权（笔者注：马林的这个建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的“法宝”，至于他回国后遭到“清洗”是另外一个故事）。

尽管孙中山先生对马林的分析与献策万分感激，但他无法当机立断，甚至没有向马林坦言当下处境的无力与无奈：广东那个平台不是他的，而是陈炯明的。孙中山在广东只是“做客”，陈炯明是收容他的“朋友”，不是“部下”；陈炯明也不会为孙中山的伟大救国理念而牺牲、奉献自己的地盘与利益。大家既然是朋友，就维持着表面上的几分客气。其实，陈炯明手下的大将，如洪兆麟等，确实已极不耐烦孙中山一再催促他们出兵北伐去推翻北洋军阀。当时中国大大小小的军阀，极其安于拥有一块地盘的现状；冒险去“统一”中国，绝非他们的选择。

情绪累积的结果终于爆发了。1922年6月16日发生了陈炯明部下炮轰广州观音山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叛乱”事件。“叛乱”二字是国民党得势后对陈炯明的贬义词，纯属政治话语。平铺直叙，应该是陈姓主人不留情面的粗暴逐客而已。如果陈炯明真是无法忍受孙中山的需索，何妨坦坦白白地出面告之孙中山会主动离开广州。何必非要以炮轰手段而欲置人于死地？这是义尽情绝、不人道、不体面的做法，为人所不齿（笔者注：国外学者的片面或资料不足导致其容易妄断。从笔者掌握的资料上看，粤军诸将认为：孙先生或其部下与陈炯明副将邓铿1922年3月21日遇刺有关，遂决定“还击”而非坊间传说的“驱逐”，彼时的陈炯明不同意炮击，且在危急时刻电告“总统府”撤离，考证内容将另文追述）。

陈炯明为官廉洁，私生活素称严谨，晚年客居香港，无亲又无友，生活清贫，抑郁而终。他是否为炮轰观音山而抱憾终身，我不知道。

陈炯明炮轰孙中山大元帅府，彻底把孙中山惊醒。面对残酷的政治现实能不反思？他终于顿悟。鲁迅先生评论此事更是一针见血，他说：“孙中山先生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就是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陈炯明的行为让孙中山陷入绝望的境地。广州遭难后，孙中山逃到上海。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林伯渠等时时与他会晤，交换合作救国的想法与做法，如两党合作、共办军校、共建党军等。孙中山先生此时真有“海内存知己”的感触，他救国救民之信心，再次坚定起来。

（以上内容为原文照搬，不代表笔者本人的观点）

笔者之所以引用Berkeley大学的学者论述，主要是基于其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以下是陈治平先生的描述）：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

这是一个相当典型，但又独具特色的美国大学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机构。因为它起步早，所以许多大学的中国研究或多或少地复制了它的发展模式。我在此工作了24年，对其发展算是知之甚稔。虽然前面已有一些叙述，但我还想再做点补充。

加大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萌芽于1957年。正式使用研究中心这个名称是在1959年。第一任主席是当时的经济系教授格兰梭（Walter Galensor），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在联邦政府国防部任首席经济师；战后在哈佛大学做经济系教授，1951年到加州大学， 1957—1961年为研究中心主席。他是美国研究世界劳工运动与工会组织的知名学者，后来转到康乃尔大学教书。

当薛曼教授主持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时候，他的学养、名气，使得中心成为美国研究中心的一大码头。各方英豪纷纷沓至，搞得红火至极。薛曼个人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授，那是没得话说。但他不是一个行政人才，学术研究单打独斗，难逢敌手。要他把中国研究中心变成一个有活力的集体，难矣哉！

约翰生（Chalmers Johnson）是加大中国研究中心的第四任主任。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53年经济学学士、1961年政治学博士。朝鲜战争期间他在日本担任中情局顾问，曾被称为美国冷战时期的勇士。1976年他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他精通日文，是美国的日本研究专家，成名之作是《MITI与日本奇迹》。

中心的图书馆变成美国一个小而精的中国研究资料库，闻名各方。宋楚瑜先生在伯克利分校读硕士时，就在此馆做学生助理；毕业后，去乔治城大学读博士前，做了短时间的正式馆员。宋楚瑜先生不但是一个实干苦干的好同事、好朋友，对资料库的建立也有许多有价值且可行的看法与做法。宋楚瑜先生在读博士时，还在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独当一面地做了好几年事，成绩斐然，备受中国研究中心学者推崇。20世纪70年代，以图书资料自动检索为最热门的论点，而全美亚洲最高研究机构亚洲学会下属的中国这个分会辛勤耕耘的贡献，就是方便了资讯的共享，大大提升了美国对中国的“理解”，不是左右翼的幻想式的“了解”。因此，学术年会是全国各地区研究组织的智力研究成绩的大比拼，不是吃喝玩乐或朋友聚会的好时光，也不是大企业为自己做吹嘘宣传公关、安插老干部的所谓“智库”。

学术机构的地区研究，有其客观衡量的标准与水平，没有真功夫的人，靠吹牛顶个“智囊”之名，不大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

英文“think tank”的中译词是“智库”，改革开放以后方始出现于报纸杂志，算是外来的新词，渐渐地为有识之士喜爱而广泛使用，相较于旧词“智囊”或“智囊团”，“智库”显得相当时尚。

大学的地区研究所，是跨科系的学术研究。以加大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的教授组合而言，历史系有三人、政治系三人、社会系二人、经济系二人，都是专业学术上有成就的学者。教授本薪，甚至不出于中国研究所的预算，但教授们乐于尽义务，因为，进入中国研究或地区研究，意味着进入了体制内的智库，成为政府的智囊。

由于中国的突变与勃然兴起，朝鲜战争结束后，当时美国人确实不了解新中国，基于现实的需要，实用性的地区研究和国家研究在美国蔚为显学。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据我所知，东亚研究院属下就有中国、日本、韩国三个研究所，并另有苏联、东欧各国、东南亚、非洲等其他“地区研究”机构。

加州大学是州立大学，共有九个分校，各校独立发展地区研究，又合作又竞争，没有无谓的派系争议。有地区研究专长的不同系教授，往往以类相聚，强强联手。

（以上内容有删节）

结论：

地区研究包括地区历史研究应该按照跨科系或跨领域的范式，可能成功概率更高。

（完）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