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角剧照

汉末三国处于秦汉统一向魏晋南北朝分裂战乱的过渡期。东汉王朝在著名的黄巾起义中开始走向瓦解，历史进人群雄角逐、割据鼎立的三国时代。关于东汉王朝的灭亡、三国局面的形成、对峙、终结原因及其三国政治军事的成败，多年来学术界已从政治、经济、思想、军事诸多方面多有讨论，给予了深人的研究。但任何历史活动都是发生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理环境和生态背景之下的，汉末三国历史也不例外。

一、自然灾害与东汉王朝的危机

东汉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地震、风灾、雪灾、蝗灾记载异常增多。东汉恒、灵以后，异常地理现象突出，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黄巾农民暴动恰好利用自然灾害与社会恐慌乘机起事；其中瘟疫流行肆虐是导致黄巾民乱的导火线。瘟疫虽主要作用于人体，为人群流行性强、社会危害性大的传染性疾病，实际上也是人地关系中生态失衡所致，与气候、水灾、早灾等生态变异背景有密切联系。

曹操剧照

汉末人们对此已有所认识。曹植《说疫气》即明确说流疫发生是因为“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也属于自然灾害范围。史载，汉顺帝永建四年，“六州大蝗，疫气流行”汉灵帝位在位期间先后发生五次大范围的疫病流行。疫病肆虐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黄巾以太平道秘密结众，即以救治疾病为号召。而张鲁在汉中施行五斗米道的作法也是“加施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其过”。汉末，成都平原也曾爆发瘟疫流行，天师道由此而在蜀地盛行开来。

东晋葛洪《神仙传》说张道陵于蜀中创天师道原因也是所谓“先是蜀中魔鬼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疾疫，生民久催其害”。张道陵人蜀后厉行法术，抛开其中宗教渲染的神秘成分，也反映了天师道在蜀中借治病传道的事实。正是在这疾疫异常流行、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大背景下，张角等长期借治病驱魔为名在民间秘密组织结众，最后终于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帜，于公元184年，三十六方，同日起事，酿成了黄巾起义这场席卷全国的民众风暴，从而也敲响了东汉王朝覆灭的丧钟。

孙权剧照

地理环境对三国历史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军事战争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历代军事家无不重视对地形的了解，《孙子兵法》中有《地形篇》专讲战争中地形在战役中的重要性，以及兵家如何在战前充分研究掌握地形制定战略。三国时期地形因素对战争制约最典型者要数魏蜀间对峙的秦岭。秦岭山脉高大险峻，横亘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之间，早在《山海经》中就称其为“天下之大阻”。战国时期的秦与蜀、巴、庸、楚的对峙，楚汉时刘邦与项羽的攻防进退，都曾利用了秦岭天险。三国时期，秦岭及其秦岭山间艰险的交通条件在三国魏、蜀战争中的军事地理作用尤其明显。

秦岭对蜀、魏双方的军事作用恰好相反，一方面对曹操的统一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制约延缓作用，另一方面刘备、诸葛亮、姜维等则充分利用秦岭为天然屏障，不仅成功地阻击防御了曹魏西进人蜀，而且以汉中为基地，利用秦岭多条栈道声东击西，以弱国之兵连年不断北伐，有“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之举。建安二十年与二十四年，曹操曾两度率兵西征蜀地北方重镇汉中，一是为征讨收降张鲁而来，一是为解决定军山之战夏侯渊败死残局而至。按照曹氏当时所拥有之兵力，一举西进攻下蜀地，将刘备集团扼杀于初创之时有很大可能。

诸葛亮剧照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曹操初次西进，收编张鲁、占领汉中时，“蜀中一日数警”，引起极大恐慌。但曹操最后却仅仅留下少量兵力守汉中，自己北撤回师关中；第二次经褒斜道征讨汉中，对攻打蜀汉似乎更无信心，最后留下“鸡肋”的感叹黯然退兵，最终放弃了汉中。仔细研究曹操两次西征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位曾在中原逐鹿、屡败群雄的将军却并不适应山地作战，因而在汉中往往一筹莫展。第一次打张鲁，曹操走陈仓道，结果从散关至阳平(今勉县武侯镇)，一路行进艰难缓慢，且不断遭遇羌、氏土著武装的阻击，兵至汉中盆地西部边缘后，已经兵疲帅倦，本欲撤兵，只是因偶然的事变才乘乱攻下阳平，进人南郑，收降张鲁。

第二次西进，在汉中与刘备对峙数月，苦苦无败刘计策，竟哀叹南郑为“天狱”而北撤，究其原因，仍然是极不适应秦巴山地的地形。不少学者认为，曹操放弃汉中，等于放弃了夺取蜀中的大好机会，因而统一西南大业难以实现。其中原由多归结为急于回许昌逼献帝篡权代汉，无心在汉中恋战。实际上如果从秦岭具体的自然地理与交通条件分析，就会发现此种见解并没有抓到问题的要害。可以说疏于对秦岭地理特点的了解，拙于山地作战，是曹操两次西征失败的主要原因。反过来说，假如曹操占领汉中后集重兵一举攻下蜀中成都平原，显然三国历史将会重新改写。

桃园结义雕像

历史上自关中攻打蜀地很少有成功者，就在于长于平原作战的北人很难适应秦岭山地特殊的地形，在此往往陷人进退两难的困境。三国魏蜀争战的事实表明，秦巴山地的军事地理作用对于南北两个方向的战略进攻难度与效果是各不相同的。自南向北，秦岭是有效的天然掩体;自北向南，秦岭则往往是一大很难逾越的天然险阻当然，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制约也是辩证的，秦岭天险一方面成功地屏护了汉中盆地与蜀中平原的安全，但同时也为诸葛亮北伐制造了粮草运输的致命困难。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六出祁山战役有四次是因为秦岭栈道交通艰难，粮草难继被迫退兵。即使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也在北伐实际中难以奏功。

蝗灾

有些学者认为，诸葛亮北伐之所以屡屡失利，在于用兵过于谨慎，绕道迂回祁山进军，而否决魏延兵出子午谷的军事奇策。实际上乃不谙熟秦岭诸栈道地理交通路线实际状况而作的评论，且不说褒谷至子午道之间并无横向间道支线可循，子午道北口已经逼近长安郊区，曹魏一直有重兵防守，即使冒然出兵打出子午道，以蜀汉疲惫之师在魏军以逸待劳的防守下，也很难克敌致胜。而走祁山一线，地势较为平坦，陇西天水郡又是东汉以来著名的产麦区，当地杂居的氏、羌又向来与曹魏不和，可资利用，因此诸葛亮选择出兵祁山，自渭水上游向东推进，进逼关中，以求缓进取胜，不失为可行之策。当然这样一来，战争进程较为缓慢，很难短期见效。对诸葛亮来说，也实为两难选择。但无论如何，秦岭在蜀魏之间出现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峙格局中作用甚大。因之也就成为两国的天然军事分界线。

旱灾

历史地理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动乱与气候寒热波动有一定函数对应关系，也即历史上寒冷期易发生民族战争、疫病流行与社会动荡0。而军事战争的发生和成败与气候因素无疑也有很大的关系，这在秦末陈胜、吴广农民暴动、明末陕北李自成农民起义以及法国拿破仑滑铁卢战争等历史战例中都是一再被印证了的。

三国时期气候处于中国气候学史上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而且向来较为温暖的江南地区也常常出现严寒天气。三国时期寒冷多雨的气候对魏、蜀、吴间的战争成败也具有典型的影响。如曹操死后，曹魏继续发动对蜀汉进攻，建兴八年，“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在诸葛亮于城固赤阪严阵以待下，加之“大雨道绝”，结果“真等皆还”，蜀汉的国家危机暂时得以解除。多年以后，曹魏方面还有人提及这次因阴雨导致的军事行动的失败:“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桥阁破坏，后粮腐败，前军县(悬)乏”，因而被迫退师。此外在赤壁之战、彝陵之战中，曹操、刘备的失利均与气候不适有关。

黄河

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的高峰期，寒冷的气候，频繁的战争，常常引发瘟疫流行。而瘟疫反过来又对三国时期的、军事、经济乃至社会心态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三国时期战争频繁，疾疫也常相伴随，据有关文献资料统计，整个三国时代发生疾疫的次数多达二十二次，这对三国军事的胜败与人口的减耗关系甚大，这样也就相对延缓了战争进程。著名的赤壁大战，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曹军最后一败涂地，除了士兵不习水战外，军中爆发瘟疫是一大原因。

孙权晚年穷兵黩武，欲攻打珠崖及夷州。名臣全琮劝谏，“权不听，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结果两地没有攻下，吴军却损兵折将，大败而归；最典型的是，孙吴建兴二年，诸葛恪领军二十万围攻曹魏合肥新城，连月不下，时值盛暑，军中爆发瘟疫，“死伤涂地”，迫使诸葛恪无功而返。

张道陵画像

三国时期的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且双方往往都难取胜，与这些频繁爆发的疾疫制约不无关系。瘟疫对汉末三国宗教的盛行也有一定促进因果关系。汉末三国间，以巫师方士为主体的道教十分盛行。《张鲁传》裴注引《典略》也说:“初熹平中，妖贼大起，汉中有张修为太平道，张角为五斗米道，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病或自愈者，则云此人信道......”这也是早期天师传播盛行的重要原因。综上所述，三国时期的地理环境对三国政治、军事、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