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大疆强制员工晚9点下班”的新闻上了热搜。第二天，美的规定18:20后不许有人在公司加班。另一边，3月初以来，多家媒体报道称杭州、南通、长沙等多地正逐步推进落实普通高中双休制度。一时间，职场和校园里呈现出“反内卷”之势。

有打工人戏称“人生第一次被赶着下班”，孩子们兴奋地计划着周末怎么放松，家长在群里哀号“复习时间被压缩，高考怎么办？”

这年头，“到点下班”“周末双休”都能上热搜，现代人的“卷”恐怖如斯。但简中网络近几年热议的“内卷”并不是新梗，这个概念算起来已经有89岁“高龄”了。

内卷：一个“三手”热词

内卷这个词，原本并不存在中文语境里，它源自一个英文单词：involution，直译过来就是“向内卷动”“回旋”。

1936年，一个叫亚历山大·戈登威泽的美国人类学家用involution形容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当某种文化模式发展到成熟形态后，既无法稳定也难以突破，只能通过内部细节的复杂化来延续。

就好比一种精致的编织工艺，当它在编织技法上达到某种极致时，手艺人只能在把原有图样编得更繁复、更细致，却无法创造一种全新花样。

后来，这一概念被同为美国人类学家的克利福德·吉尔茨借用，引入了农业经济领域。

在一次对印尼爪哇岛的实地考察中，吉尔茨发现，人口密集的爪哇人因土地和行政限制，只能把各家多余的人手不断投入本地狭小的水稻种植地里。

1963年，吉尔茨在《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提出了“农业内卷化”的概念，表示在土地面积有限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来维持农业产出的现象。

把“种地”刻进基因的华人当然不会错过这么精辟的概念，1985年美籍香港学者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第一次用中文“内卷”解释了清朝农民的困境。

黄宗智发现，明清以来华北地区的农业呈现出了一种诡异的“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人口越生越多，但耕地面积不变。为了提高产量，农民只得投入更多劳动力，使土地产量增加，但人均收入却不增反降。

不种地全家饿死，多点人手就能多干活多赚口粮……僵固的社会生产模式创造不了新的增量，不得已只能在现有存量上卷生卷死。

中国人的内卷，苗头初显。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祖传的生存焦虑

从两百年前为了养家糊口疯狂种地的祖先，到辗转不同补习班只为高考成绩多涨“1分”的高中生、靠主动加班获得裁员豁免权的打工人，内卷从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专业词汇成了当今反映大众情绪的热门词汇。

这种“祖传”的焦虑，从古至今无外乎三种原因——僧多粥少的资源困境、模仿比创新更安全的上升路径和“谁也不敢先松手”的系统依赖。

黄宗智在书中引用了一项珀金斯的研究数据，从明朝初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口增加了7-9倍。

没有收割机、播种机等高效机械的加持，也没有化肥、农药这些增产妙方，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农民只能想尽办法提高同一块土地的产量。比如，提高同一块土地的复种比例，种植高风险的经济作物“棉花”，投入更多的劳动力。

放到现在也同理。据人社部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达到1222万人，创历史新高，就业总量压力不减。

为了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很多大学生专业课还没修完，就被裹挟着盲目地投期刊“卷”科研、找实习“刷”简历。本可以活力满满的岁月被麻木的忙碌占据，焦虑和疲惫如影随形。

这或许也源自人性中一种与生俱来的习惯——模仿。

16世纪开始，由于中国长江下游和闽广市场的需求，棉花价格开始上涨，收益超过了粮食。见此，华北地区大批农户开始推广种植棉花。“直隶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地者多种麦，今则种棉花。”

然而高收益也意味着高风险，经济作物侵占了粮食作物的种植空间，一旦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对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其次，物以稀为贵的真理万年不变，棉花产量一上来，价格自然暴跌，大量小农沦为贫农，甚至成为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或雇农。

就像现在的人挤破脑袋去看演唱会，第一排的人突然站起来了，后排的人也得跟着站起来。最终所有人都站起来了，每个人都又累又烦，没有一个人能舒心地享受这场演出。

可能人人都清楚这个结果，但它证明了“安全”——至少站起来还可能看得见。

除却人本身的心理惯性，人对体制的依赖或许更是造成内卷的重中之重。

对中国人来说，科举和做官可以说是古代人尽皆知的实现阶层跃迁的唯一途径，“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扎根在无数中国人心里上千年，这在古代的农村社会就造成了一个独特的场面——

从事农业生产能力比较出色的富农或者地主，不会将心思放在生产力的创新和改革上，当他们手里的土地面积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大多会想办法把地租出去，成为“脱地”的地主，然后通过捐纳或让家里子弟读书来获取功名，争取进一步往上爬。

不想卷，怎么办？

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在《中国历史的模式》里写下了这样一个陷阱：中国发达的农业养活了发达的人口，发达的人口又投入了农业生产，难以容纳工业创新技术和资源的进入。

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清代人口从乾隆初年的1.4亿暴涨到乾隆末年的3亿。短短54年人口翻倍，可谓“奇迹”，但奇迹的背后是饥饿的残酷现实。

数据表明，乾隆末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780斤，而秦汉是985斤、隋唐988斤、宋代1457斤、明代1192斤。

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粮食生产速度，人民物质生活匮乏，为了生存人们只能不断生孩子，让新的劳动力继续种地，企图增加产量改善生活，如此不断循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陷阱？因为一旦有高精尖的工业技术进入，代替了原本的人力，农民就只剩下“走投无路”。

比如，一块平整的麦田上，1台联合收割机一小时大约能收20亩小麦，而一个熟练的农民一小时很难收完1亩。100亩麦田，原本要远超100人才能快速收完，现在只需5台收割机就能搞定，而1台收割机只需要1个驾驶员。

剩下的农民面临失业，社会又没有提供其他备选岗位。为了当下的稳定，人们自然会反抗这种革新的力量，从而陷入一个看起来已经相当“高水平”的封闭循环，可天下又苦内卷久矣。

面对这样无意义的内耗，有些人已经看到了“卷到最后一无所有”的结果，干脆早早选择“躺平”。放弃“鸡娃”的家长鸽掉课外班带着孩子游山玩水，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选择gap一年追寻“人生旷野”，打工牛马裸辞做小成本创业甩掉孔乙己的长衫……

所以，内卷固然糟糕，可如果不解决造成内卷的根本问题——不种地就干不了别的，一切都是空谈，大快人心的口号、优渥的补贴这些表面措施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当有朝一日，社会出现了新的结构性改革，让人们不用只锚着一条道走到黑，有更丰富多元的向上发展通道，“反内卷”大概才可能真正实现。

参考资料：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英]伊懋可《中国历史的模式》

[清]黄可润《畿辅见闻录》

中国青年报《为1222万即将走出校园的“社会新鲜人”谋未来》

央视网《孩子休息，家长焦虑，高中周末双休为何争议这么大？》

人民日报《新车载北斗，麦收更顺手》

撰文 | 张天娇

编辑 | 钱琪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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