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品德高尚、才干出众、勤勤恳恳的人，宵衣旰食地将一个国家搞亡了，你会怎么评价他？

时运不济？还是命途多舛？

壹、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北宋境内天灾不断，河北、河东、陕西等地早已大旱日久，就连京畿所在的开封府界也不能幸免。

连年的大旱甚至引发了严重的蝗灾，“蝗军”所过之处，连草根都难觅一根。

为了活下去越来越多的饥民聚集在一起“逐熟”。

什么是“逐熟”？意思就是灾民为了苟活，从灾区赶往庄家丰收的地区讨个活路的过程。

但是“逐熟”这件事在熙宁七年可不是件容易事。当年旱灾波及范围之广，终宋一朝都极为罕见。

因为乞食路途遥远，一些老弱病残的流民很可能在半路中就饿死、冻死。

死状之凄惨，令人闻之落泪。

自然灾害本是自然现象，但是古人可不这么认为。

自孔子编写《春秋》时就将彗星、日蚀、地震、干旱等自然现象与统治者不修德政联系一起。

而孔子的孙子子思更是将这一思想总结为八个大字：“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所以不少人认为这次全国大旱，正是因为统治者不修德政导致上天降下的惩罚。

为啥北宋就“不修德政”了？

很多人都认为是王安石变法所导致的。

贰、

公元1067年，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登上了帝位。

年轻人嘛，还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打磨，有理想有抱负是一件好事，更何况才二十岁就手握神器。

换谁，谁都得飘。

于是刚刚登基的宋神宗就打算大张旗鼓的搞改革。

当时，摆在宋神宗前面的是两条改革路线。

一个是老臣富弼所提出的“布德行惠”，二十年内不要对外用兵，国家自然就会富强了。

果然老臣就是人精，这话说得就像许多老师说要想期末取得好成绩，就要好好学习一样。

经典的废话。

第二条则是年轻人王安石所提出的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

这就像要想期末取得好成绩，那么你就需要先在数学上这样，在英语上那样。

总之，每一科都手把手地教你如何学习，非常具有操作性。

想搞出一番大事业的宋神宗当然会直接选王安石。

于是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就开始了。

当然由于这次变法由王安石主持，所以后世又称其为“王安石变法”。

这次变法的范围非常之广，涉及了北宋王朝的经济、军事和科举等多个方面。

基本上是打算给北宋来一场大翻修。

在变法的十六年里，王安石先后颁布了十多部变法的法令、如青苗法、保甲法、市易法等。

当然本文肯定不是像教科书那样说王安石变法有什么、造成了什么影响、为什么失败等。

哪些知识作为普通人来说，并不需要了解。

所以本文主要是想聊聊法条当中持续时间最久、和危害最大的“青苗法”。

啥是“青苗法”？

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

县官每年二、六月份要向农民发放为期半年的贷款，政府以40%的年化利率向农民征收利息，利随本清。

王安石在基层当了许多年的官，农民们的生活过得好不好，王安石心里门清。

农村的农民大多数都是贫农，在丰年时尚可种地养活一家老小，但是碰上什么水灾旱灾，轻则一家吃了上顿没下顿，重则活活饿死。

即使是在丰年，稻田里的苗青黄不接时，全家也只能吃糠度日。

所以在当时社会，农民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去借债。

而当时的民间借贷结构的利息高得可怕，通常都是100%的利息，有的甚至是200%、300%。

也就是说，今天你借了100斤大米，明年你就得还200斤。

无数的农民为了还债选择卖地，等地都卖完了就开始卖儿女、都卖完了最后就只能卖掉自己的祖屋，外出当流民。

这种高利贷往往搞得贫农们家破人亡，而由此衍生出的流民则成为社会上最不稳定的因素。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王安石在鄞（音银）县当官的时候就想了个法子，由政府出面，在春夏之交时借给农民谷物或现钱。

到秋天时，再收回来，而官府只收取少量的利息。

这样既增加了官府的收入，又帮农民度过了春荒，可谓是一举两得。

革命需要激进、需要雷霆手段，但改革则需要循序渐进，需要春风化雨。

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改革，从来不是那种一个政策就打碎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变革，而是要将改革结合现实，融入过往和岁月，润物细无声。

同样改革还需要有样本去试错、有时间去调整政策。

所以为了验证青苗法是否有可行性，王安石又在河北路、京东路、淮南路进行试验。

这次试验的结果很好，于是王安石立马将其推往全国。

但是王安石忽略了一个问题。王安石主政一方时，尚可用自己的品德和才干让老百姓真正的获得实惠。

但如果换成其他人呢？

其他的封建官吏们并不一定都有他那样高尚的品德和雄才大略。

所以说一项改革的顺利推行，除了有中央的谋划和倡导外、还要有地方官员的支持和认真履责以及底层民众的拥护。

这是一个三角结构，缺少了任何一环都会让改革异化、甚至失败。

叁、

咱们先说改革的两个基点，地方官员的认真履责与底层民众的拥护。

正如黄仁宇所说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说人话就是咱们的封建官员们，只适合以道德指导行政，而不适合处理那些技术性的问题。

而王安石的青苗法，则是一项金融性政策，要想实施下去则要求各级官员都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

就现代的金融从业者而言，他们在本科、硕士时就系统的学习过经济学、金融学等课程。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还是得需要许多现代化技术和设备进行精准的预测和计算。

即便如此，现代的很多银行仍然存在数额不小的坏账。

2018年10月时，欧洲银行管理局就保守估计过，整个欧洲的银行系统坏账已达8130亿欧元之巨。

这些坏账极大地拖累了欧洲经济的复苏。

现代社会都能有如此之多的坏账，更别说王安石的那个时代了。

更何况王安石在推行青苗法时，也没有设立类似中央银行之类，统管全国放贷业务的机构。

他把放贷的任务交给了那些熟读四书五经，张口闭口诗词音律的地方官们。

本来这些地方官们就要掌管行政和处理各种民事、刑事案件，现在又多了一项放贷的业务。

而且这项业务还是计入升官的考核体系中，这令不少官吏苦不堪言。

青苗法在理论上是一项非常不错的制度，但是在执行中却遇到了不少问题。

为啥？因为封建官僚们效率的低下以及行政执法的粗暴。

一般来说，中央如果不强行推行某项政策，那么地方政府都懒得理睬，结果则是不了了之。

要是中央想强力推行，那么必然需要给地方下达硬性指标，官员们如果完不成指标则算是考核不合格。

但是如果真给他们设立了指标，那么权力必然会被滥用。

比如某地方政府一年需要完成放贷五户的指标，但是当年是大丰年，农民们都有闲钱，不需要贷款。

而政府为了完成中央摊派的指标，必须找五户人家放贷。

而这五户人家在明年则需要强制还40%年化利率的贷款。

要是来年收成不好，或者发生什么天灾，这几户人家只有卖田卖地、卖儿卖女才能还得上，通常会搞得农民们家破人亡。

同时，有些地方申请青苗钱的农民十分活跃，官府擅自将年化利率从40%提高到了60%、80%。

而有些地方官员从来都没接受过金融知识的教育，这种放贷的工作根本搞不来。

于是他们在实行青苗法的时候，动用了中国从古至今屡试不爽的方法：一刀切。

不管你需不需要贷款，我都要发钱给你，按保（王安石另一项改革“保甲法”）收钱，到收息日又保头上交本息。

要是你交不上来，那不好意思，你家不是还有房子嘛，这地看样子挺好长庄稼啊，呦，老乡，你姑娘也长得挺俊俏啊....

而且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安石只能根据青苗钱发了多少，收了多少利息来判断官员是否积极推行变法。

要是收的钱多，那么说明该官员积极办事，那么就会得到提报和重用，要是收的钱少，那么说明该官员敷衍了事，就会降级或者罢黜。

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官员们都不得不刻意迎合王安石。

官也有官的无奈啊！

当初，王安石在制定青苗法的时候明明就说过“愿取则与之，不愿则不强也”。

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却异化成了强买强卖、强行放贷。

行政成本最终转嫁到了民间，然而借贷的效率愈发低下。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所谓的变法根本不是发展经济，而是换个名头的吸取生民膏血。

咱们还是来看看那些还不上钱的农民的惨状吧。

地方官员对无力还贷者

“行刑督索”、“或举县追呼，或排门抄札”“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全国大旱。

“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糁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

即使是这样，但是流民们还有贷款没还，所以还要

“身被锁械，而负瓦楬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

怎一个惨字了得？

肆、

老百姓在荒年时向政府贷款以苟活，而封建王朝为了社会稳定借钱给农民，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不成为流民。

这事咋一听还有点当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意思，一些无法获得商业贷款的贫困群体，可以从政府那么获得一些政策性贷款。

但是金融的本质是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说人话就是，金融业从来都只揽锦上添花的活，雪中送碳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金融业的钱只能放到最能赚钱的人手里，去赚更多的钱。

违反这个规律，金融业人人都得赔个底朝天。

毕竟谁也不想借钱给那些还不上钱的人。

所以一个政府要想办好政策性金融贷款，那么不仅要做好赔钱的准备，还要有超强的赔钱能力。

只有国家为这些死账、呆账兜底，这个政策才有可能正真造福于百姓。

但是王安石的本质就是为北宋政府捞钱，怎么可能去做这种赔钱的买卖？

所以青苗法的本质不在扶贫，而在于如何捞钱！

伍、

在青苗法还在制定之时，庙堂之上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

比如说著名的司马光就是典型的保守派，他从这个变法政策的制定开始就极力反对。

在他看来，经是好经，但是让歪嘴的和尚念歪了。

他在意的不是青苗法这个政策的缺陷，而是执行这个政策背后人的缺陷。

是人就会有贪、嗔、痴，再高的儒学造诣也不能抹去他们身上贪财的本质。

所以司马光担心地方官吏们会借着变法之机，向老百姓们疯狂敛财。

为了将改革拉下马，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与王安石展开了激烈的党争。

这场斗争不再是以是非曲直为标准，变成了纯粹的拉帮结派打口水仗。

另一派则是以苏轼为首，他们认为王安石的变法虽然大部分不可行。

但是也有小部分可取之处，同时他们还反对激烈的党争。

尽管苏轼这一派在北宋朝堂上有着超然的姿态。

但是王安石还是本着不支持就是反对的态度，将苏轼这一派一并打倒。

自从王安石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拜相之后。

宋仁宗时代积累下来的一大群名臣纷纷被排挤，如司马光、吕公著、富弼、韩琦等。

这些人要么退隐著书，要么被贬到地方当官。司马光就是在这段时间写了《资治通鉴》。

当然，还有一些人因反对的王安石变法而离任。

正直的老臣们都走完了，那么留到王安石身边就只有那些所谓“幸进之人”。

在古代要是有官吏因为一件事、一句话、一篇文章等偶然进升高位，那么这种人就被称为幸进之人。

这些人往往没有经过层层道德和能力的考验，在个人私欲上有着非常的不确定性。

谁也不知道他支持新法，究竟是充实朝廷府库，还是装满自己的钱包。

毕竟对于封建官吏们来说，无论政策多么祸国殃民，只要有钱赚，千难万险都会去干。

但对于王安石来说，选人的标准只有一个，只要你认为青苗法好，那么就可以无视你的品德、能力、资历，火箭式的提拔你。

比如说变法集团的二号人物吕惠卿，本来就是集贤殿里的一名校勘官，职位低微。

但是因为支持变法，一夜之间就被提拔为参知政事，进入朝廷中央。

而他进入中央后就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以种种理由排挤王安石本人，他也是王安石两度罢相的始作俑者。

而另一个人邓绾，则是上书向宋神宗大夸新法，于是被王安石从宁州通判提拔为了集贤院校理。

由于升官的这条路子太野，邓绾没少被同年、同乡们耻笑。

但是人家邓绾可不在乎这些，反而说出那句“千古名句”：

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果然还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

从这俩人的上位之路，咱们就可以知道王安石变法集团的人是啥货色了。

一群钻营投机之徒，要想指望他们好好搞变法可能吗？

“变法”是好事，是新事物，启用新人也无可厚非。

但是至少要考验一下其本人是否真正的赞同变法，能否当好新法忠实的执行者。

要是这些官吏各个心怀鬼胎，放到地方去让他们把持基层权力。

他们要么以父母官的身份现身说法阻挠变法，要么以新法之名大肆横征暴敛。

新法本身就有诸多不足，再加上这些人这么一搅和，那么岂不是反对声更大？

所以变法集团人员质量的良莠不齐给变法一事带来了许多非议。

底层民众被盘剥殆尽，地方官员要么被变法折磨的苦不堪言，要么开始摆烂，横征暴敛。

而到在中央，变法集团早已如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甚至变法集团的内部都出现了严重的内斗。

这样的变法能长久才是奇了怪！

陆、

熙宁七年（1074年），天灾不断，皇族纠结旧党开启了与新党的又一次党争。

在旧党人中有一个人叫郑侠，是王安石在地方当官时候的同事，也是他的莫逆之交。

自从王安石入职中央以来，数次邀请他入朝为官。

可是这个郑侠根本就不买宰相的帐，愣是不去。

所以直到熙宁七年时，郑侠仍然只是一个京城看门的小官。

但是他却是旧党扳倒王安石的重要推手，因为他画了一幅画—《流民图》。

在画完之后，他又写了一份奏折《论新法进流民图疏》，将其与《流民图》一起上陈给枢密院。

但是这两样东西都被王安石给扣了。

后来在王安石同母异父的弟弟王安上的支持下，这两样东西被郑侠拿回，并以机密军事为由再次上书。

历经波折后，《流民图》与奏折终于落入宋神宗手里。

流民图共描绘了近百人，有行乞的老者、街边倒地的饿殍、挖草根充饥的儿童、被官吏鞭打的少女等等。

这些人皆因无法纳齐青苗钱而被官府扒掉了房屋、收走了土地，全身的家当无非不过是一件破衣、一个破碗。

耶娘妻子同哀叫,哀声迸泪如流泉。

青苗法下的大宋早已哀鸿遍野。

据《神宗实录》记载，《流民图》送到宋神宗手上时已过半夜，他以为是边境紧急战报，于是急忙打开查看，启封后才发现是一封谏疏。

那一夜，宋神宗反反复复看了这幅画好多次，一直在长吁短叹。

第二天当他与太后、皇后一同登上皇城外墙时才发现，往日《清明上河图》的繁荣景象早已变成《流民图》那样的惨状！

数日后，朝堂之上，神宗让朝廷大臣们传阅《流民图》，这些人观之无不留泪涕泠。

不可一世的王安石俯拜在地，他认输了。

一个人就算自己有通天的手段、万般的治国情怀，还是不能战胜根植于人类内心深处的欲望呢？

王安石输了，他输就输在低估了人性的无耻程度。

一个理想主义者注定会被现实狠狠抽上几大巴掌，才能幡然悔悟。

虽然他一度复相，但是还是被政敌攻击，打倒。

于是熙宁九年，王安石与家人一同回到江宁府，在江宁城的东门外一座山上修建自己的园林。

在江宁，他远离了俗世的纷争，寄情于山水，开始了自己的晚年生活。

这也才有了我们课本里的王安石。

王安石的失败，给北宋朝廷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一位无论是道德，还是才华都远超于人的改革大师，在工商业环境如此发达的北宋，进行了对大宋进行了一场全方面的改革，却搞得从中央到地方怨声载道，失败得如此彻底。

作为一个后继者，你还有信心大胆创新吗？

所以从此之后，南宋、元、明、清再也没有任何统治者、改革家愿意大胆的进行制度创新，他们顶多是对前朝的政策修修补补后接着用。

并且他们的经济政策也愈发保守，最后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毕竟对于那些统治者来说：

稳定压倒一切。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入汴京，虏走徽、钦二帝，北宋宣告灭亡。

而此时距离王安石变法开始的那一年不过58年，距离王安石的逝世不过41年。

文|梨花天涯

参考资料：

《中国是部金融史2》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改革大师：王安石》

《当改革遇见王安石》

《历史的荣耀》

《变法名相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