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1949年2月1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颁布的《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和1949年1月15日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原来按地域划分的各大野战军有了统一的番号。

其中，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标志着我军走向了正规化。

在四大野战军中，第一野战军由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由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由唐亮任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由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到1955年授衔时，一野甘泗淇和三野唐亮被授予上将军衔，二野张际春没有军衔，而四野的谭政却被授予大将军衔，成为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独一份，这是为什么呢？

先说其他三人。

一野甘泗淇，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赴苏区，任红军独立一师政委、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十八师政委等职，红二六军团会师后，调任第二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甘泗淇调任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抗战期间，甘泗淇随120师行动，任120师政治部主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1951年8月，甘泗淇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议，1953年，甘泗淇调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1955年授衔时，评定大将有三个任职资格，分别是：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抗战时期旅级或相应的军区及总部级,解放战争时期的兵团级或野战军总部级。

甘泗淇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最高担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是八路军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是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抗美援朝时期担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卓越工作者，回国后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主任是大名鼎鼎的罗荣桓元帅。按任职资历是有资格竞争大将的。

但由于大将只有十人，因此评定更为严格，除了考虑任职资历外，还得综合考虑历史因素。要成为大将，最重要的开始因素是要参加过我党历史上重要起义或者成为我党几大块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因为这最能代表我军历史山头。甘泗淇同志明显缺乏参加重要起义、成为苏区主要创始人的经历，因此退一步成为上将是合适的。

顺便说一句，甘泗淇的夫人李贞在1955年授衔时是我军唯一一名女将军

三野唐亮，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九二七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赤卫队。1930年参加红军，任红三军团连指导员、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团政委、二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任115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教导大队政治委员，三四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滨海军区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山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兵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授衔时是南京军区政委。

三野的唐亮同样符合任职资格，但由于没参加过重要起义，也不是重要苏区主要创始人，因此无法授予大将军衔。建国后担任正大军区政治委员，相当于正兵团级，因此授予上将是合适的。

二野张际春，1900年出生于湖南宜章，1926年11月加入我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4月随军上井冈山。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在长汀整军，张际春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0年以后任红四军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红三军秘书长、红军师政委等职长征前调任红五军团政治部担任宣传部部长。长征途中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际春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副主任、抗大政治部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兼做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审干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来到晋冀鲁豫根据地，任政治部主任、中原局常务委员、中原野战军和二野政治部主任等职。随部队向西南进军。建国后任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西南局第二副书记等职，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主要精力放在地方工作上面。1954年1月调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由于在授衔前，张际春同志已经不担任军队工作，因此1955年就没为其授衔。如果继续在军队工作，参照一野、三野两位政治部主任的情况，张际春也不符合大将历史任职资历，很可能也是授予上将军衔。

下面来谈谈为何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能成为大将

谭政，1906年6月出生于湖南湘乡，1923年就读于县立东山学堂，毛委员是他的前几届学长。1927年春到汉口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卢德铭领导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连文书，参加了“秋收起义”。1927年10月，在井冈山加入我党。后调任红4军前委秘书，在前委书记毛委员身边工作，协助毛委员起草《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1930年06月，红军扩编，谭政先后任红12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政委、红22军政治部主任、红1军团1师政委等职。参与指挥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多次战斗。1935年10月调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到达陕北后恢复红1师建制，重任红1师政治部主任。

抗战爆发后，谭政出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受托起草了我军第一份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抗战胜利后，谭政奉调东北，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由于政委罗帅要承担训练二线兵团、充实一线部队的艰巨任务，因此东野的政治工作基本上由谭政全权负责。在辽沈战役前，谭政着重抓了以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为解放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9年04月11日起，四野主力向华中华南进军，由于政委罗荣桓生病休养，因此由谭政代理政委之责，在南下途中及时指导部队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方针，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新区政策和群众纪律。1954年10月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

谭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高担任过军团底下的军/师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是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四野政治部主任，任职资格完全符合大将条件。

再看历史资格，谭政在担任连队文书时随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参加过秋收起义，并跟着毛委员上了井冈山。秋收起义是1927年我军三大起义之一，而且因为是毛委员亲自指挥发动，因此重要性尤为特殊。谭政有资格成为秋收起义代表名列大将。

最后再看贡献，虽然甘泗淇、张际春、唐亮三人对我军政治工作也做了不少贡献，但贡献最大的还是谭政。

在担任红1师政治部主任时，谭政创造性地在军队中开展扫盲运动，使红一师一跃成为红一军团三只虎之一，并培养了不少政工人才，日后开辟晋察冀根据地时派上了大用场。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前，谭政撰写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首次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下的宣传教育的原则。解放战争时期，谭政蹲点东野三纵，将诉苦教育上升为政治工作理论，引导官兵把复杂的战争性质与阶级关系，把个人仇恨与阶级仇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紧密结合起来，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很快成为威震黑土地的旋风纵队。

可以说，谭政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先锋，因此作为杰出的军队政治工作者列入大将是名副其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