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31日，毛主席的专机在武汉南湖机场平稳降落。虽然这次行程表面上是为了毛主席游览长江，但其实大家心知肚明，他的真正目的，是考察武汉经济的恢复情况。毛主席到达东湖客舍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特地安排了一位秘书，协助毛主席处理事务。

这位秘书名叫梅白，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和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梅白随即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感谢，并特别听从毛主席的叮嘱：“有一个人，除了我上厕所的时候，其他时间都可以随时见，你不用拦他。”

梅白略显疑惑，试探性地问：“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同志吗？”毛主席微微一笑，没有答话。梅白瞬间明了，那个人就是李达。李达一生中从未称毛主席为“毛主席”，但毛主席对他却非常尊敬，称他为“一个真正的人”。

毛主席和李达的友情早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便已经萌芽。那是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与李达初次相识。两人因共同的革命理想而结下深厚的友谊。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并选举出了中央领导班子，会议期间，毛主席和李达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深远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彼此心意相通。

1922年5月，毛主席邀请李达到长沙参与筹办湖南自修大学，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正式合作。同时，毛主席还参与了衡阳三女师的革命斗争。三女师当时是湖南党组织的重镇之一，学校内外存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学校当局决定开除一些进步学生，李达与毛主席得知情况后，深入到学生中间了解实情，并帮助他们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反抗方案。两个月后，这场斗争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巩固了他们的合作关系。

1922年秋，湖南自修大学顺利开学，毛主席请李达担任校长，负责招生和马克思主义的讲授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自修大学逐步步入正轨，李达提出要创办党刊《新时代》，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以及一些共产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刻意义并未完全理解。李达早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就注意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四国际”出现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背的思想，因此他撰写了《评第四国际》一文，对这些错误理论进行了严肃批判，这篇文章为党内外的同志们树立了正确的理论方向。

李达不仅在党刊上发表自己的文章，毛主席也为《新时代》撰写了《外力、军阀与革命》，通过这篇文章，两人加深了对革命道路的理解和沟通，结下了更深的革命友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达与陈独秀的私人恩怨最终使得他于1923年秋宣布退党，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这一决定虽然没有割裂他与毛主席的关系，但两人的生活轨迹自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李达退党后，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在多个城市的大学教授，虽然他已不再是共产党党员，但他用自己的学识培养了不少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始终关注着毛主席的事业发展，并在自己学术研究中不断进步。他的《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出版后，毛主席不仅阅读了这两部作品，还为其中的内容写下了数千字的批注，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5年，李达创作出《社会学大纲》，并将其送给毛主席阅读，毛主席反复翻阅后，称这本书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推荐给了延安的各类学习团体。毛主席还关心李达一家的生活状况，曾亲自写信邀请他到延安工作。然而，由于李达患有严重的胃病，无法忍受长途跋涉，他错失了这个机会。与此同时，李达也受到了国民党的邀请，但他拒绝了国民党的高官职位，坚定站在革命的一方。

李达的一生，虽然有过犯错和挫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革命信仰的追求，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不断贡献力量。在1949年5月，通过华南局的安排，李达终于得以与毛主席相见。这对分别22年的老朋友再次团聚，毛主席亲自前往车站迎接他，并带他回到香山双清别墅。在这段久别重逢的时光里，他们相互交流，畅谈理想，直到深夜。

李达的思想始终与毛主席保持一致，他也拒绝了毛主席希望他留在北京工作的提议，选择返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工作。此后，毛主席在李达的著作中找到了深刻的启发，继续坚持革命理想的传播。1956年，毛主席访问武汉时，还特意指示梅白随时接见李达，以示对他的尊重。

两人的友谊尽管历经了岁月的考验和偶尔的争论，但始终未曾改变。他们曾在1958年就“多大胆，高产”这一口号发生争执，但毛主席在反思后深刻认识到，李达的批评有其道理，也更加坚定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与敬重。李达的一生，虽然充满了挑战，但他在革命事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用自己的学识和行动影响着中国革命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