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延安杨家岭的七大大会进入了最后的阶段，眼看着大会临近尾声，关于委员和候补人选的提名问题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议。在这场风波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候补人选便是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总队长、当时八路军太行分局的薄书记——薄政委。薄政委的提名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质疑的声音主要来自于薄政委在晋冀鲁豫时期的老搭档，太岳分区司令员陈赓。陈赓提出的质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提到薄政委在抗战前夕曾因被捕而被关押，并在北平草岚子监狱里写下“悔过书”才得以释放。而延安整风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陈赓认为，薄从监狱里出来后，作为普通的组织成员倒是可以接受，但作为候补委员，却显得不太合适。

这一番质疑很快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主席认真对待了这个问题，并先后找周公、刘伯承等人了解情况。经过深入了解，主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薄政委不仅文武双全，而且勇敢果断，为何不能直接担任正式委员呢？

确实，毛主席的这种评价在我军中并不常见。薄政委，1908年2月生于山西定襄，年仅14岁便从高小毕业考入省立师范。期间，他参与了师范学生的反房税斗争，积极参与五卅运动，并在17岁时加入了共产主义组织。

在师范学校学习时，薄政委便展现出了不凡的写作才能，他经常无偿撰写文章，发表在《山西日报》和《并州日报》上。报社甚至将刊有他文章的报纸寄回学校或家里，这使得村里的人开始议论纷纷，认为薄政委已是“赤色阵营”中的一员。薄政委的表哥曾多次劝告薄的父亲薄昌福，劝说薄不要走上这条“歧路”，但薄昌福对此却表现出宽容与理解，认为儿子已经长大，不会走错路。

事实证明，薄昌福的眼光准确无误。薄政委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特别擅长经济学，还被誉为“卧龙先生”。他在兵运方面也颇有建树，先后组织了唐山兵变和平汉线北段兵变，期间多次被捕，两次被关押入狱。

1931年6月，薄政委和其他61名同志因叛徒出卖被捕，关进了北平的草岚子监狱。由于薄政委才子出名，华北许多官员对他敬重有加，常常派人向他请教内政、外交及经济大计。薄政委则巧妙地与敌人达成了“协议”，表示只有得到组织同意才能回答问题，这样一来，他成功地与北方局建立了联系，也在监狱中获得了有关陕北红军、瓦窑堡会议等重要文件。

陈赓所质疑的，正是薄政委在草岚子监狱期间所写的“悔过书”及其出狱的过程。在监狱中的五年，薄政委与狱中的同志们顽强斗争，使得敌人对他们束手无策。1935年6月，薄政委等12人因拒绝“反省”而被判死刑，等待南京的批复。然而，正当此时，北方局刘书记采纳了组织部长柯庆施的建议，提出了一个紧急方案：在南京批复之前，先“诈降”，写下“悔过书”争取提前出狱。这个方案获得延安批准，三个月后，薄政委等人得以出狱。

薄政委出狱后，阎锡山的特使早已在外等待，恭请他与阎锡山商讨保晋大计。薄政委在回应时态度坚定：“我可以出面，但前提是必须得到组织的同意。”1936年10月，薄政委被派往山西太原，在阎锡山的掩护下，成功组建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阎锡山亲自点名薄政委负责训练30万晋军中的2万连排级干部。

薄政委不仅精于军事，更深知如何为我军招募人才，他组织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纵队”，并任政委。随着山西决死第一纵队的成立，该队被编入八路军129师序列，薄政委担任政委。此后，他带领部队开辟了太岳根据地，与129师386旅共同作战。此时，薄政委的行动令阎锡山未曾预料到，经过一番布局，阎锡山的牺盟会和决死队最终被我军掌握。

随着抗战进入新阶段，薄政委与陈赓搭档，分别在太岳纵队和太岳区发挥重要作用。1943年8月，薄政委前往延安参加七大，在延安期间，他受到主席与任弼时的亲自接见。主席与薄政委进行了长达一天的谈话，薄政委深感主席的伟人气度，并坚定了继续跟随主席革命的决心。

由于七大推迟，薄政委被安排到党校学习。三个月后，陈赓也离开太岳，赴延安。期间，薄政委和陈赓被编入晋冀鲁豫代表团，刘伯承担任团长，而薄政委则担任副团长，尽管自己对于成为候补委员感到意外。此时，类似陈光等元老级人物都未能入选，薄政委的候补资格引发了更多关注。

主席的决定最终证明了他的远见。在抗战胜利后，薄政委辅佐刘邓，并在1947年6月参与了横渡黄河、挺进大别山的战略部署。新中国成立后，薄政委成为了财政部长，并在华北局书记的职位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与陈云、聂荣臻组成了原子能工业三人组，并成为副总理和“八大元老”之一。

阎锡山曾评价薄政委为“山西文有薄，武有徐向前”，并表示如果这些人都为自己所用，定能一统天下，但他始终无法理解，毛主席为何深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