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读到“二律背反”的历史：一方面是那充满盛世风光、成就赫赫的“之治”，但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强盛的大唐，百姓依然不愿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百姓”，主要指的是“农民”，因为在古代，非农业人口的数量远远不及农业人口。古代百姓的生活究竟有多困苦呢？战国时期的改革家李悝曾做过一笔账：一个五口之家，拥有100亩土地，年产量仅1.5石每亩，全年收入约为150石，而这些收入必须支付税费和家庭开销。结论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年下来，不仅没有盈余，反而亏损了450钱（引自钱穆《汉书·食货志》）。这还是在最正常的年份，最普通的农家。简言之，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计算。

那么，我们来具体看看这个账单是如何计算的：

1. 交税约占收入的1/10，即扣除15石，剩下135石。

2. 每人每月的食量为1.5石，五口人一年需要90石，因此剩余的粮食为45石。

3. 这些剩余的粮食大多数都会换成钱，大约1350钱。用于祭祀或社交活动需要300钱，剩下1050钱。

4. 五口人全年衣物的花费为1500钱。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净亏损450钱。——这笔账没有计算突发事件，比如生病等意外情况，也没有考虑到临时征收、官吏和当地豪强的剥削。

从这份账单可以看出，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显得尤为理性合理。必须重农！因为农民年年亏损，亏得不得不逃离家园，甚至进山为盗，或者沦为奴隶……如果国家连百姓都无法保障，那么谈何战国七雄的崛起？或许，某些小国就是在这种困境中灭亡的。虽然，换算这些“石”和“钱”的数值可能存在误差，但结论依旧是显而易见的：古代百姓生活极其困窘，年年赤字。

有可能有人会说，战国和秦代的税收很高，汉代不就改善了？特别是在汉初，税率降低到1/15甚至1/30，农民的生活状况不至于如此艰难吧。确实，汉初特别是汉文帝时期（公元前167年到公元前156年），朝廷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免除百姓的田租，这在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然而，李悝的这笔账其实来源于《汉书·食货志》，不仅仅是李悝个人的计算，更多的是汉代百姓的生活写照。文景之治的美好时光非常短暂，到了汉武帝时，税负和徭役的重压几乎与秦代相当，甚至有人为了逃税选择自杀。换句话说，“净亏450钱”的日子，已经成了难得的“神仙日子”……

从战国到汉代，百姓的生活困苦几乎没有改善，汉初稍好，但秦汉时期，尤其是汉武时代，百姓的困境最为显著。当然，这并不是说秦始皇和汉武帝的贡献不大，或他们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不能仅仅从《史记》、《汉书》等史书中的一面之词来看待这些帝王。董仲舒距李悝两百多年，他曾说过，泱泱大汉的百姓“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

李悝之前，虽然没有明确的财务数据，但《诗经》就像一滴浓稠的树脂，封存了远古时期的社会面貌。比如《豳风·七月》这首诗，描绘了西周百姓的日常生活：虽然偶尔能享受一顿羊肉，但大部分时间却食不果腹。六月还得吃山葡萄和郁李，七月吃葵菜和豆子，八月则依赖打枣充饥，直到十月的稻谷收获。尽管西周进入了农业社会，但其饮食依旧粗糙，而且还保留了采集的习惯。西周如此，更别说早期的夏朝和商朝了。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书籍和诗文虽厚重美丽，但总也掩盖不了一个字——“饿”。字里行间，仿佛一片黑暗，充满着无声的呻吟。在李悝之前，我们很少见到对“亏不亏”这种财务概念的计算，因为古人只关心一个问题：能活下来就行。

而到了秦汉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百姓的困境甚至比“能活就行”更加严峻，活下来的机会几乎成为了一种奇迹。尽管无法统一各家关于人口的统计方法，但总的结论是，人民生活水平锐减。随后进入隋唐，虽然唐朝是国史上的盛世，但与汉代类似，只有短暂的富裕时光。隋末和晚唐的情况更不用说，而盛唐时期的百姓生活又如何呢？

根据现代学者毛汉光的统计，盛唐时期约36%的居民生活在小康以上，约40%的人勉强温饱，而24%的百姓则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几乎无法填饱肚子。盛唐的民生状况令人震惊，赤贫的24%和仅仅能够勉强温饱的40%，让我们不禁反思，哪怕是今天的深圳，也不至于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濒临饿死吧？这便是盛唐的民生写照。

而从唐代的诗人如王维、李白，到高适、杜甫、王梵志等人，他们的诗歌背后，常常隐藏着百姓的疾苦。特别是王梵志的诗《你道生胜死》中的最后几句，表现出百姓在兵役、徭役等困境中的无奈，甚至在极端的贫困中埋怨母亲将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

李悝的计算并没有考虑到家里的突发状况，也未包括官僚腐败，甚至没有考虑到兵役、徭役等问题。李悝所算的“五口之家”，意味着每家只有一两个男性劳动力，若父亲和儿子分别因病或服役无法参与生产，那么剩下的家庭成员如何生存？古代苦命女子的命运，从《水浒传》到《红楼梦》，其中的泪水有多少是我们未曾真正理解的？

五代时期的战乱状况，甚至比北朝更为严酷，虽然十国稍显安定，但五代十国的民生，仍然不比汉隋交替时期更为优越。更何况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条直线，它时常走回头路。五代时期的“身丁税”，甚至包括老人、孩子、残疾人和死人，比秦汉时期更为严酷。直到宋初，五代的苛政才得以结束。

然而，宋朝也未能长期保持仁政。庞大的军费支出、庞大的文官群体和行政开销，再加上奢华的皇室生活，最终引发了农民的多次起义。李悝的账单之所以始终解不开，是因为古代社会的制度本身充满了不平等，许多人只是受剥削的对象，生活并不平等，权利与义务严重失衡。

在对古代历史的反思中，我们不应单纯从某些英雄人物的伟业中看到历史的一面，而应当全方位地理解历史，特别是要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活状况。虽然古代的英雄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等，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我们必须牢记，那些成就背后，有无数百姓承受着极度的贫困与困苦。

这也是历史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朝代盛世风光，伟大人物的贡献照亮了历史的篇章；另一方面，平凡百姓却活在饥饿与困境中，几乎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