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初期，有三个日军精锐师团在中国战场上很活跃，它们分别是第五、第十和第十四师团。那时候日军虽然还没有给师团划分为甲乙丙丁，但这三个师团都是日军的常设师团，堪称精锐。

1937年3月，日军师团级的将领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号称日军“四大中国通”中的三位将领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土肥原贤二分别出任第五、第十、第十四师团师团长。这就是个非常明显的信号，是日军为发动侵华战争而进行的准备。

可惜，当时蒋氏以及蒋氏身边的那些高参们根本就没在意这些细节。在日军看来，由三个“中国通”出任三个精锐师团的师团长，定会在中国战场无往而不胜。

可事实证明，这三个所谓的“中国通”，其实都是一些特务底子，搞搞阴谋诡计尚可。可要论打仗，他们还差得远呢。

果不其然，板垣征四郎一受挫于忻口，二败于台儿庄，被张荩忱（自忠）将军打得连军大衣和装范的手杖都没顾得上拿就仓皇逃跑。

矶谷廉介在台儿庄惨败，损兵折将近2万，几乎把第十师团全部交代在了台儿庄。

至于让中国人痛恨的土肥原贤二，仗打得更惨。虽然手中掌握着日本仅有的一支机械化师团，可在兰封会战中，却差点被中国部队包了饺子。

仓皇逃命之时，土肥原连自己的佩刀和军马都扔了。不然，宋希濂将军胯下的那匹名为“土肥原”的大洋马哪来的？三个“中国通”的表现让日军大失所望。

1938年6月，武汉会战即将爆发，为了不让这三位出身特务，却偏要充作名将的人再丢人，这三位所谓的“中国通”要么被明升暗降，要么奉调回国，都丢掉了兵权。1937年3月，板垣征四郎被任命为第五师团长。

对于这项任命，板垣是不情愿的。因为就在不久前，他的好友，也是另一位“中国通”的日军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想推荐他担任林铣十郎内阁的陆军大臣。可如此一来，板垣就爬到了他的死对头，时任陆军次长的梅津美治郎的头上了。

这让梅津美治郎无法接受。为此，在梅津美治郎的强烈反对下，板垣征四郎的这项任命撤销，改任日军陆军第五师团长。

当然，日军大本营给出的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鉴于板垣对中国华北情况的了解，留在一线对战局的发展有利。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板垣率第五师团于8月在天津上岸，接受的任务是攻击南口，保障正在与第29军苦战的日军侧翼。板垣征四郎的官虽然做得挺大，但在一线部队战斗的经历仅停留在日俄战争期间。

可那时候，他仅是个刚从军校毕业不久的少尉小队长。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担任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参谋、军事教官之类的工作。除在1928年短暂地担任了一年第33步兵联队的联队长外，他就没有担任过联队以上番号的部队长。至于指挥联队以上部队作战，那就更谈不上了。

板垣征四郎的运气也差点，刚一出战，就遇到了擅长运动作战的汤恩伯。那时候的汤恩伯还是有几分血性的，率军守卫南口，死战不退。就在这时，卫立煌也率部赶到，在板垣的侧翼和后路包抄了上来，摆出了一副要全歼第5师团的架势。

这下子，板垣慌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更慌了。他赶紧抽调华北方面军仅剩下的预备队，牛岛满的第36旅团来保护第5师团的侧翼，才算避免了被中国部队合围的危险。见板垣征四郎受困，他的好友东条英机紧急率领4个旅团的兵力击溃了察哈尔的刘汝明，威逼南口的后路。汤恩伯在无奈之下只得从南口撤退。

板垣征四郎此次出战，虽然在表面上看，是完成了掩护日军侧翼的任务，其实是一次失败的任务。

寺内寿一本来以为板垣和第5师团是值得委以重任的。可没料想，为了让板垣完成任务，日军又增加了5个旅团的兵力，这就严重减弱了日军在正面攻击的力量，让正面的中国部队得以迅速脱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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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役的效果来看，是得不偿失的。但板垣却并没有这个自觉。他认为之所以在南口屡攻不下，还差点被中国部队包了饺子，纯属一种意外，不是他指挥无力的原因。

因此，当寺内寿一抽调第5师团的第9旅团加入南下作战，让板垣率领第21旅团驻守南口的时候，他很是不满。

在他看来，他这位日军中少有的名将，竟然被委任为一座关口的守将，是对他的一种羞辱。其实，寺内寿一通过这一战，已经对板垣的能力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他根本就不敢让板垣率部南下作战。

因为以板垣在日军的资历和人脉关系，让板垣率部南下，定然要任用为一方主将。以板垣在南口表现出来的指挥水平来看，注定会坏事。可板垣是不甘寂寞的。这场中日之间的大战岂能没有他的参与？

因此，板垣违抗了寺内寿一的命令，带着第21旅团和东条英机带着的4个旅团沿着平绥线开始了配合。要说东条英机对板垣是很够朋友的。

当时寺内寿一的命令是准备先攻击华北的中国部队，然后再攻击山西。因为日军当时的兵力是不足以同时对华北和山西发起两面作战的。而东条英机为了满足好朋友在南口吃亏，急于挽回面子的愿望，弃寺内寿一的命令于不顾，贸然地就向阎锡山的第2战区发起了进攻。

板垣和东条的计划是，以东条英机的关东军4个旅团为主力攻击大同，待到吸引第2战区主力北上救援后，板垣则率第21旅团沿着他当年以假借到五台山上香为名勘察的路线突破内长城，进占忻口，威逼太原。果然，阎锡山上当了。

直到板垣师团突破内长城的时候，阎锡山才恍然大悟，紧急抽调卫立煌部8万余人紧急增援忻口。若不是晋绥军196旅死守原平县10天，很有可能让板垣突破忻口。

忻口若失守，山西北部天险尽失，太原也守不住。得知好友已经兵至忻口，东条英机把下辖的本多混成旅团、筱源混成旅团以及精锐的酒井战车旅团的一个联队都配备了板垣。可在忻口之外，日军弃尸累累，没能前进一步。尤其是酒井旅团的战车联队，损失殆尽。

当时，日军已经在开展战车大规模使用的尝试，酒井旅团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组建起来的日军仅有的一个战车旅团。可在忻口，酒井旅团来的这支战车联队损失殆尽，让日军对大规模使用战车产生了动摇。忻口会战后，日军认为，集群化使用战车坦克部队还不成熟，就取消了战车旅团的建制。

从此之后，日军的战车部队就没有超过一个联队的，这都是拜板垣所赐。一直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

板垣在忻口久攻不下，远在大同的东条英机把能派去支援的部队都派去了，战局仍未能得到改观。中国部队在顶住了板垣师团的攻势后，也开始向忻口增援。

忻口又出现了类似于南口战场的局面，中国部队有合围板垣师团的迹象。

心急如焚的寺内寿一虽然很气愤板垣和东条英机不服从命令，但也不能眼睁睁坐视板垣师团被歼灭。他只得从占领保定和石家庄的日军中抽调第20师团向西进攻娘子关，以解板垣在忻口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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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山西的东大门洞开。忻口的中国部队见娘子关失守，若不及时撤退，就有被两路日军合围的危险，只得从忻口撤军。

由于撤退组织混乱，各部自行其是，让板垣师团一路杀到了太原城下。日军则大肆宣扬，板垣所谓的功劳“半个师团击溃30个师”就是这么被炮制出来的。

可由于日军在华北的兵力被抽调至山西，用于南下的兵力不足，让本已陷入危局的第29军等部队得以脱离战场，为接下来的徐州会战保存了有生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板垣和东条的冒进，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战略企图。

太原失陷后，板垣在1938年初率部离开山西来到山东潍县，汇合了从南京赶来的第9旅团，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等城，直扑临沂。当时驻守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3军团。庞炳勋第3军军团番号虽然很大，但实际兵力仅有一师4个团，万余人的兵力。可就是这万余人的兵力，抵挡了板垣师团两万余人的进攻。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对外宣传的时候说道：

“敌军穷数日的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大家都想不到一支精锐的日军竟受挫于一不见经传的‘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彩声四起。”

其实，此战板垣再次铩羽，是因为他骄狂过甚。当时，李宗仁手里已经无兵可用，只得抽调远在峄县的张荩忱（自忠）将军的第59军来援。可峄县离临沂有90余公里，急行军也需2天时间才能赶到。

板垣认为，只需要一天时间就可以击败当面的庞炳勋部，然后在整顿部队迎战第59军。可没料想，第59军仅用了一日夜的时间就赶到了，打了板垣一个措手不及，部队伤亡惨重。

可板垣并不死心，他趁第59军又被李宗仁抽调到费县的机会卷土重来。可当时滕县已经失守，59军赶往费县已经失去了意义。李宗仁紧急下令，第59军再援临沂。

这又是一项出乎板垣意料之外的调动。板垣师团再次大败而逃，以至于逃跑时，板垣竟连自己的军大衣和心爱的手杖都没来得及拿走。其狼狈可想而知。

其实，板垣之所以在临沂战败，庞炳勋军团的顽强死守和第59军的两次来援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板垣意欲独占攻占台儿庄大功的心态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一败临沂的时候，板垣如果撤兵费县，与正向台儿庄进兵的矶谷师团汇合，然后两个师团一起向台儿庄进攻，以当时防守台儿庄的中国部队第2集团军的实力是守不住的。

可矶谷廉介与板垣征四郎二将争功，都想独占攻克台儿庄的大功，在战役的关键时刻互不配合，被中国部队分割各个击破。由此也可以看出，板垣根本就没有大将之才，既骄横、骄狂又投机取巧，也仅能做一些在背后偷鸡摸狗的特务勾当，由他统领精锐的第5师团，可谓是所托非人了。

可板垣打仗不行，但朝中有人啊！

1938年的6月，由于日军在徐州会战的失败，使得曾经叫嚣着要“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次长梅津美治郎黯然下台。

随后，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被征召回国，担任了陆军大臣和陆军次长。

可这种志大才疏的家伙当上了陆军大臣能给日军带来什么呢？先是在“张鼓峰事件”中和苏军开战，被日皇骂的狗血临头，又不顾日本的实际国力发动了远超日本国力许可的武汉会战。可除在损兵折将二十余万后占领了武汉一座空城外，一无所得。

而中国部队在经历了大战后，仍然保留了近300万的部队，安然退回了西南大山中。说完了板垣征四郎，再来说说矶谷廉介。如果说板垣征四郎是阴谋家的话，那矶谷廉介则属于理论家。

他对中国的态度与石原莞尔有类似之处。他反对用部队解决中国问题，但不反对对中国施加影响。通俗一点说，矶谷廉介反对“鲸吞”，但不反对“蚕食”。抗战爆发后，矶谷廉介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即使与中国开战，也应该尽快结束。一旦战事久而不绝，日本将根本无力支撑。

但要注意的是，矶谷廉介虽然反对对中国动武，但不意味着他不想侵略中国，只是他的方式更加隐蔽而已。

同样是在1937年3月，矶谷廉介被任命为第十师团长。原因就在于他是所谓的“中国通”。可由于矶谷廉介和板垣征四郎在对于中国问题上的观点截然不同，造成二人的关系很差。

在台儿庄会战时，矶谷廉介和板垣征四郎其实都知道两个师团在费县合兵后再打台儿庄是上佳的选择。可一来，二人的关系恶劣；二来，二人都想独占攻取台儿庄的大功。因此，二人虽然在名义上互相配合，但实际上都各行其是。

矶谷廉介在攻下滕县后，根本就不等板垣，而是直扑台儿庄。可在中国部队第2集团军的顽强抵抗下以惨败告终。1938年6月，东条英机被调回国担任陆军次长，矶谷廉介调往关东军接替参谋长一职。

从级别上，这次调动是平调；从职务上看，应该是升职；但从权力上看，这次调动属于典型的明升暗降。1939年5月，由于关东军在诺门坎战役败于苏军，矶谷廉介被撤职，改为预备役。

相对于和他年龄相当的板垣征四郎，这次撤职，就意味着矶谷廉介基本上告别军旅了。1942年2月20日，矶谷廉介被任命为香港占领地总督。

再来说说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在中国被很多人熟知。这厮在中国从事了将近三十年的特务情报工作，几乎抗战时期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1937年3月，土肥原贤二被任命为第十四师团长，率部参加侵华战争，理由和板垣与矶谷廉介相同。与板垣与矶谷不同，土肥原在华北的作战还算顺利，没出太多纰漏。原因有二：

其一、土肥原对中国华北的情况太了解了，沿途的民情、各个部队的长官他无不熟知。

其二、土肥原在日军第2军的战斗序列内，没有独自表演的机会。

因此，土肥原在日军攻占保定之后，率部一路南下，连续攻克了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大名、安阳、新乡等地，直抵黄河渡口，出尽了风头。

土肥原贤二图片来自网络

徐州会战后，由于日军期望的造成中国部队大量伤亡的目的并未达到，因而日军就把目光盯上了在河南坚持抗战的1战区。

为了尽可能的保留战力，日军把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改建为机械化师团。为此，日军抽调了各部的汽车和战车对土肥原师团进行了强化配备。

得此助力的土肥原更是骄狂不可一世，以一个师团，2万余人的兵力一头扎进了河南内黄、仪封、民权一带。

这个态势非常类似日军第十团进入台儿庄的情况，因此，蒋氏命令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一定要消灭土肥原这个大特务。接到命令的程潜不敢怠慢，立即命令薛岳组织歼灭土肥原的战斗。

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当时，土肥原师团得到了日军第2师团的加强，气焰异常嚣张。可战斗一打响，日军就当头挨了一闷棍，俞济时的74军重创了第2师团，宋希濂的第71军攻克了内黄和仪封。

两个军密切配合，又连续收复了西毛姑寨、杨楼、和楼等村庄，把土肥原师团压缩在杨固集、双塔集一带。可由于接替71军守卫兰封的第27军桂永清部擅自撤退，致使日军占领了陇海路上的战略要地兰封。

蒋氏对兰封的失守大为震惊，立即命令俞济时第74军、李汉魂第64军、宋希濂第71军、桂永清第27军由东向西；第十七军团长胡宗南由西向东包围兰封、罗王寨、三义集、曲兴集一带的日军第十四师团。

此时的土肥原已经惶惶不可终日，他终于尝到了孤军深入的苦头。在薛岳的指挥下，中国部队连续攻克了兰封车站、罗王车站、罗王集等日军据点，逐步缩小包围圈，

当时，土肥原就在罗王集第27旅团，在罗王集被71军攻破时，土肥原跟着27旅团残部仓皇逃到了三义寨，连心爱的佩刀和军马都弃而不顾。

后来，这匹战马被宋希濂得到，宋希濂把这匹马命名为“土肥原”。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收缩至三义寨附近，被中国部队包围，覆灭在即。

困兽犹斗的土肥原也知道柿子要捡软的捏，他撇开第74军和71军，向桂永清的第27军阵地反击。当时的情形是，只要桂永清能够顶住日军的这一波攻势，74军和71军定会伸出援手。而土肥原师团在久困之下已经弹尽粮绝了，这次反扑已经是仅有的力量了。可桂永清再一次违抗薛岳坚守阵地的命令，命令各部队转移阵地，让土肥原师团得到了喘息之机。

机会稍纵即逝，就在薛岳指挥部队要再次对三义寨发起攻击的时候，日军第十师团配属混成第3旅团、第十六师团配属混成第十三旅团已经攻克了亳州、涡阳、虞城，正在向商丘前进。

如果驻守商丘的第8军黄杰部能够坚守的话，薛岳仍能全歼土肥原师团。可黄杰未见日军就率部撤退，把商丘拱手让给了日军。

商丘失守，就意味着正在围歼土肥原师团的薛岳所部的侧背暴露在日军面前。无奈之下，薛岳只得下令撤军。土肥原捡了一条命。

此役，让骄狂的土肥原贤二丢尽了脸面，其统领的第十四师团也折损过半。1938年6月，土肥原贤二交卸了第十四师团长的职务，回国去干老本行去了。

如果说搞阴谋诡计和特务工作，无论是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和土肥原贤二，都是行家里手。可要论上阵指挥作战，他们还真不如冈村宁次、横山勇和栗林忠道等人。

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和土肥原贤二三人，本来就是特务出身，却偏要硬充名将。可几仗下来，就原形必露，只得乖乖的奉调回国干老本行去了。

日军应该为此感到庆幸，幸亏在武汉会战前拿掉了这三位“伪名将”的兵权。不然，还不知道他们在武汉会战期间会被打得有多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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