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魏国的灭亡正是因为在列强的围攻下败下阵来，而马陵之战则是其中的关键一战。这一事件的发生，代表了魏国由盛转衰的历程，而魏国的兴衰教训，即便在今天仍然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警示。

春秋时期，晋国曾是各国中的强者，但随着晋国的分裂，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在战国的初期，尽管各大列强的机会理论上是均等的，但魏国这个继承了晋国三分之一领土、疆域狭小的国家，为什么能持续强盛近半个世纪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外部原因——魏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们都面临了各自的内部问题。

在三晋诸国中，最初最为强大的赵国，曾一度处于强势地位。《史记》称赵国“北有代，南并智氏，强于韩、魏”。然而，赵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其迅速走向衰落。赵襄子去世后，赵国陷入了多次权力更替的恶性循环：赵桓子取代赵献侯成为国君，继而其儿子被赵国民众杀害，赵献侯又被接回；之后，赵敬侯时期，赵国的公子朔与魏国勾结叛变，屡次发生政变，这样的内斗持续了数十年，令赵国错失了稳定发展的机会。

与此同时，东边的齐国正经历着田氏取代姜氏的历史性变革。为了内部消化、巩固政权，田氏采取了收缩外向战略，而魏国则在这一时期给予了其很大的帮助，田和才得以通过魏国的支持获得了周安王的正式册封。

南方的楚国，曾在楚悼王的领导下多次向中原发起进攻，特别是吴起进行的变法使楚国变得更为强大，能够在四面出击。但楚悼王死后，吴起也被杀害，变法被废止，楚国的扩张步伐就此停滞。

西边的秦国与赵国类似，长期陷于内讧之中。秦怀公被宫廷内的权臣逼迫自杀，秦惠公的儿子秦出子也被庶长杀害，直到秦献公时期，秦国才逐渐有了起色。

在这些列强各自内部动荡不安的情况下，魏国则如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强者，抓住了发展的黄金机会。魏国能够强盛，主要得益于两位贤主和三项重要改革。

两位贤主，指的是魏文侯魏斯与魏武侯魏击父子。相比其他诸侯国政权更替、纷争不断，这两位国君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既能发展内政，又能有效扩张外部，奠定了魏国强盛的根基。

三项改革，则是魏国的三大改革，分别是在政治、经济和人才培养方面。魏国打破了世卿世禄制，推行奖励战功的政策，李悝的《法经》开创了先河；经济上实施了新的税法，保护了农民并鼓励了生产；同时，魏国通过吸引和培养人才，设立了河西学派，为其他诸侯提供了人才孵化的典范。魏武卒也因此被公认为新式军队的代表。

经过两代贤主的努力，魏国在战国初期成功实现了国富兵强，甚至能在强力压制秦国的同时，抽出手来与齐、楚等国较量。即使魏武侯去世后，魏国爆发了夺储之争，但魏惠王即位后，魏国仍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公元前356年，史称“鲁、卫、宋、郑之君，皆朝于魏”。即便在桂陵之战后失利，魏惠王依然能够“乘夏车，称夏王，朝天子，天下皆从”。

然而，正所谓盛极必衰，魏国的危机也逐渐显现。魏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其地理位置：位于中原核心，四面被秦、楚、齐、赵所包围，成为典型的四战之国。对于四战之国来说，其对外战略面临巨大挑战。《商君书·兵守》有一段经典论述：四战之国若轻易扩张，很可能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陷入困境。而魏国恰恰为这一理论提供了生动的佐证。

在魏文侯与魏武侯时期，魏国将主要的扩张方向锁定在西方的秦国，成功夺取了河西之地，并在西线保持着强大的压力。即使在当时的秦国也有“三晋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的愤怒控诉，魏国的战略大致是团结赵国和韩国，压制齐国和楚国。如果魏国能够持续把重心放在西线扩张，在东边保持平衡，它有可能独步一时。然而，魏国之后的行动则发生了偏离。

魏武侯因猜疑而让吴起投奔楚国，导致楚国迅速崛起。而秦献公则加紧了对东部的扩张，与三晋互有胜负。魏国在西线的优势逐渐丧失。魏惠王在继位后，试图通过加强对东方的扩张，弥补之前在西线的失误。公元前354年，魏国调集重兵攻打赵国都城邯郸，历时一年成功破城。这个巨大的胜利彰显了魏国的强大实力。然而，这一胜利也让魏国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到了四面八方的打击。

魏国在攻占邯郸的同时，秦国趁机在西线发起攻势，攻占了少梁，并斩首魏军七千人。与此同时，楚国和齐国的军队也分别从南、东两线对赵国进行支援，最终形成了“围魏救赵”的局面。魏国在桂陵之战遭遇重大失利，尽管魏国仍然占据邯郸，但内外交困的局面已经开始显现。

直到公元前252年，魏国最终在四面夹击下撤退，失去了曾经的强大地位。尽管魏惠王依旧奋力反抗，并在多年后再次获得胜利，但魏国的强盛时代已悄然过去。